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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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不少高尔基研究者认为，高尔基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是迫使他出国的原因。但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呆不下去可以去莫斯科，有列宁在，没人敢欺负他，再说他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不久前读了著名美籍俄国学者索罗金的《漫长的道路》，作者认为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是导致高尔基出国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伏尔加流域饿殍遍野。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6月28日给粮食人民委员特奥多罗维奇信中的紧迫语气中可以看出：
“高尔基提交了一份饥荒救济委员会方案。一刻钟后李可夫看完，到他那儿去取。明天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让他明天给您5分钟发言时间。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方案可以同我们的结合起来。”6月29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高尔基的方案。7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名流们觉得在祖国危难时刻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不久前发表了高尔基1922年7月10日致美国亚当斯女土的信，高度评价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具有拯救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感觉，恢复被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这封信列宁未看到，不然定会严厉批评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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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高尔基出国（3）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便引起流言：这是未来的联合政府，暂时不便公开。委员会出版了《救济报》，版式同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一样。不少人不仅更加相信流言，而且断定布尔什维克完蛋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要坚决肃清流言。然而名流们自不量力，得寸进尺，竟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必须派一个由他们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去，并派人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否则集体退出委员会。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更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对名流们的怀疑，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开，恳请他尽快出国。高尔基出国后再逮捕名流，不致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另外也嫌他在国内碍手碍脚。
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18天前，出国还来得及。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恳请他出国：“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我累得筋疲力尽。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您的列宁。”从“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别固执了”，可以看出列宁盼望高尔基出国的急迫心情。显然列宁劝高尔基已不止一次了，但高尔基不肯走。高尔基在1921年某月29或30日（原信无月份）致列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出国对我也无意义”，“我看不出有出国的理由”，“您不要催我，最好多给我一点行动自由”。高尔基只字未提出国治疗，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高尔基同样没理解列宁8月9日的信，仍同名流们一起“徒劳无益地奔忙”。
南森的建议使列宁下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心。8月26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坚决要求解散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名流委员被逮捕。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著名俄侨作家扎伊采夫，也曾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送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开始讨价还价。不是我们向他们让步便是他们向我们让步。……我们按规定5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委员会下了最后通牒。不放代表团到欧洲募捐我们就关门大吉，因为地方机构帮不上忙。情绪紧张而激愤，……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已晚。窗外穿皮夹克的人影闪动，加米涅夫还没到场。焦躁，困惑。大家掏出表看表。我在同大厅相连的一间屋里，我记得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声，不知是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声音，但马上便明白大祸临头了。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列宁12月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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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高尔基回国（1）
题目须做一点说明。高尔基曾多次出国回国，本文所指的是高尔基1921年10月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在国外侨居6年多，于1928年5月从意大利索伦托返回苏联。很多人把高尔基回国定为1928年，这并不准确，因为1928年他只归国观光，并未定居。1928年他在苏联住了5个多月，10月返回索伦托。1929年、1931年、1932年都是5月来到苏联，10月返回索伦托。1933年5月才回国定居，所以准确回国年份应是1933年。此后高尔基没再离开过苏联。
1921年高尔基出国的原因以及他在国外干出让列宁恼火的事，我在拙文《高尔基出国》中已写过，不须赘述。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未消除。1924年1月15日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