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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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组织和军火贸易圈内都有他的人。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巴勒斯坦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散居世界各地，不只限于中东。巴解组织称，通过这批人，他们在全球结成了一个情报网。我们信以为真，期待能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大国首脑会议的详细情况，打开新的消息渠道，了解苏联人一直对我们守口如瓶的情报。总的来说，我们颇为失望。与巴解组织合作期间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是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前的幕后活动情况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过在巴勒斯坦人的点拨下，我们的确对中东地区政治上的阴晴冷暖和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与巴解组织建立正式的关系还给我们在大马士革和亚丁的谍报人员提供了方便。通过他们，我们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和西德在这一地区从事的秘密活动及其范围，还有他们派驻这一地区的谍报官员的身份。这方面的情报非常有用。日后他们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时，休想再瞒过我们的眼睛。巴勒斯坦人还告诉我们哪些人是西方谍报机构的耳目，我们借此可以弄清谁是哪方的人。
　　我们能够向巴解组织提供的情报少得可怜。他们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的头号目标仍然是冷战期间的正面之敌西德。而巴解组织对西德并不感兴趣。不过我们的确给巴勒斯坦人上过课。主办训练班的部门请我们局的高级官员向来访的巴勒斯坦人讲授了搜集情报及译码和解码的技术，并介绍了我们在反谍报方面的经验。我们当然猜到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会传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突击队或培训他们的教官那里。
　　1982年以色列疯狂围攻贝鲁特期间，我们在当地人数不多的谍报人员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当时贝鲁特一片火海，有段时间莫斯科与它在当地的大使馆和克格勃人员完全失去联系。只有东德的谍报人员仍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并可以见到他们。我们的人扮演了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奉命向莫斯科转达巴解对事态发展的态度和反应。他们在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会见巴勒斯坦的谍报人员，传递信息。虽然他们对中东地区充斥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情绪早已不陌生，但以色列血洗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大批平民死于战火仍令他们震惊不已。
　　我们的爱憎已经受到莫斯科亲阿拉伯路线的影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我们这些人更加同情阿拉伯人。当然，东德国内并不提倡深入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漫长历史。是否熟悉圣经（这一点在路德后的德国一直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东德的学校里无足轻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着的一本书里透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