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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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宏对于中国而言有着众多意义：她是第一个成为跨国信息产业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内地人；也是惟一一个登上如此高位的女性；更是惟一一个只有初中文凭和成人高考英语大专文凭的总经理。
今天，华人的身影早已出没在世界各大公司中，像吴士宏这样的故事早已是沧海桑田，取而代之的是“海归”的唐骏、李开复之类的新传说。但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有了前者的开创之举，才使得后来者更加从容坦然地面对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士宏的确开创了三十年变革中的一条路径。
◆改变命运的自学考试
1985年7月1日，一个女孩站在北京长城饭店门外，尽量把自己遮蔽在门前人工瀑布的影壁后面，仔细观察别人是怎么走进转门的。
正是早晨上班时间，转门忙得不得了，进的多出的也多，都是外国人。
确认自己学会了进转门的“诀窍”，又鼓了十分钟的勇气，她向着辉煌的五星酒店殿堂走去。门僮高大威武，帽檐肩章都有金线流苏，更衬出她的十足乡气，一件铁灰涤纶西装领上衣，无腰无形，代表着1979年的款式，狠心置办的新裤子是深蓝色，锐利的裤线显示化纤质地，顾了挑有裤线的，没顾上颜色和上衣搭配，至少鞋是真猪皮的，买了才一年还没穿过几回。直发齐耳，黑框眼镜，一张素脸没化妆，没口红，只是一片病态的白。迟疑嗫嚅立即招来门僮威严洞察的目光，赶忙举起攥出了汗的外企外派职工工作证，经上下打量验明正身后她被放行。心跳如鼓两腿软颤终于安全地转进去，汗湿的手印留在了晶亮的玻璃门上。过了一关还有一坎，找到电梯还要找426房间，终于见到“IBM”，觉得像上了岸。心没放下又提起来，不知能否胜任，那可是她从没做过的高级工作——外企的蓝领勤务。无论如何，一定要干下去，因为五倍之多的工资（从四十几块到二百多块，每个月！）…，我认识那个女孩，她曾经是我，我曾经是她。
我的生命里有两件最大的偶然，一是出生，二是生那场糊涂大病，这两件事完全不受我的支配。除此之外，多大多小的事儿都是自己的选择，这也就断了埋怨别人懊悔自己的后路。当年恢复高考已经复习到差不多的火候了，我为个“情”字罢考，我妈气得要杀要打要驱逐还以死相胁。我到底是没考，只为了让我爱的人心安。看着我姐上了人民大学，我说不后悔也真的不后悔，我付出，得到了当时于我是最宝贵的东西，值得。付出，得到，失去了，想再得到，就再付出罢了，这本来是人生价值实现的轮回。
到了1983年底，四年大病死去活来糊里糊涂说好就好了，再生的不易使我重新审视生命，要改变生活的激情一发不可遏制。“病中方四载，世上已千年”，突然发现世道变了，好像除了我的椿树医院哪儿都开始要“大专以上文凭”！要想改变生活，拿到文凭是第一件必须做的事。
这时考大学仍有可能，但是上学太贵了，上学需要的四年已经用在生病上了；学费再低也是钱，没了工资还要搭生活费，我承担不起。我只能用最快最省的方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花两毛钱坐一个多小时车到南菜园考试报名处，问人家哪种文凭考的门科最少，就选了英语专科，就手交了十块钱第一门考试报名费，是“大学语文”，三个月后考。转身去了邮电学院找大姐夫借书，抱回来两尺厚的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应有尽有，自己只需要买英语课本。同样本着“快、省”的原则，买了许国璋四册课本，比灵格风之类的便宜多了，重要的是正在播着广播课程，跟着收音机就可以学，最省钱。
自学考试一年考两次，3月和9月各考不同的门科，我打算要赶上所有可能的最早考期，先仔细研究了考期安排：第一期1984年3月与我相关的还有英语，但我只能报大学语文，英文还没学呢！看好了第二期1984年9月能考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英语。1985年3月能把英语第二笔试连其他的一起考完，英语口试要到第二笔试通过最后再说。一年半，看起来是最快的可能了，就照着这个目标做了！准备齐全，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修炼。
我像个吝啬鬼掰分掐秒在算计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两小时要花在路上，我住在工人体育场附近，到南城琉璃厂上班路上怎么也得两小时，坐公共汽车也省不了时间，还是骑自行车省点钱；四小时连睡觉吃饭在内的一切生理需要，去厕所时是可以看书的，时间不会“浪费”！八小时工作是铁定的，一天只剩下十个小时学习。怎么算怎么不够，我就设法“偷”时间：尽可能多地换成病房夜班值班，病房不大，没有重病人，半夜病人都睡得挺踏实。从凌晨一点左右到五点能偷出来四个小时！
而且，下了夜班白天就名正言顺是自己的了。那一年半我少说上了一半的夜班。我的身体奇迹般地经受住了疲劳极限试验，我惟一担心的是头发，经常拉拉新长出来的头发看是不是还结实地长着，头发也争气，再没脱落的迹象。那时的搏命经验，为以后十几年外企生涯打下了功底。
一门一门地啃，几门几门地考，竟然全部按计划通过。到1985年3月，只剩最后一门英语口语考试，安排在6月还是7月记不清了，我离文凭只有一步之遥。十四个月应该算“快”了，“省”是绝对的，我算了算：买书加报名费加收音机电池加公共汽车票（电池是必要的，因为要每天听一小时许国璋英语。逢考试时我坐公共汽车，不骑自行车以保持体力），全部费用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五十元，这多半能上吉尼斯大全了吧！真应该热情讴歌中国教育的奇妙体系，它给有志自学者实实在在的机会。学不成一定是自己的事，别抱怨没机会。
◆辗转迈入外企服务公司大门
我快要拿到文凭了！下一步目标很明确：尽快换一个“好”工作。
计划还没想好可以慢慢想着，我先拣起了第一块敲门砖。1985年3月底的一天，看到《北京日报》上一则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招聘广告，招聘英、日、德各语种人才，将外派至驻北京的各外国商社，学历要求大专以上文凭，方能参加外企服务公司另设的考试。“北京竟然有外国商社？”一打听才知道都是在涉外大饭店里呢，怪不得我不知道。心里想肯定没戏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负担，兴致来了，就拿这个做一次求职练习。正上着班，找不到正式信纸，就拿一张处方纸写了求职申请。因为是第一封求职信，也是迄今惟一一封，所以还记得大概（不知外企服务公司档案里会不会还存着？）。
尊敬的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人事部领导：
本人吴士宏，现职北京宣武区椿树医院护士，自学英语，除最后一门英语口语以外，已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科所有规定考试，由于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期缘故，我要到X月后方能参加英语考试并得到英语专科大专同等学历文凭，特申请报名参加贵公司招聘考试，望能予以破例考虑，文凭后补。
随信附上免冠一寸近照一张，如贵公司对本人申请不予考虑，望赐还照片为感。
敬启者 吴士宏
1985年3月X日
一个月后，我得到外企服务公司通知，去参加考试。
先考英语笔试。外企服务公司的英语考试每次都是临时命题，出题的易老师曾经在牛棚蹲过八年，把《牛津大辞典》倒背如流，出题时天马行空从天文到地理，不定落到哪个科目上，听说考他出的题能到六十分就是很不错的成绩。我记得那天考的中译英是国际新闻，我每天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做起来很顺手；英译中难出我一身汗来，是关于农业的，许国璋四册里没讲过农业！
无论如何，又接到了口试通知，又是一身汗！我还没做过任何真正的英语对话练习，我的口语只是跟着收音机鹦鹉学舌而已，别管收音机里念什么，我都大声跟着念，练出来字正腔圆的发音，可发音和真正的口语能力是两回事！幸亏还有两星期，我立即看报纸找口语班，决定报名参加国旅的业余导游英语短训班，这个班能配合我上班和考试的时间，而且如果能考上只用交很少的钱（条件是学成后要为国旅当业余导游，也只能挣很少的钱）。也是先考笔试再考口试，考完一个星期没回音我就急了，要是没考上我可没时间再找别的辙了！气急败坏之下我给国旅打电话，说考不上你们也应该早通知我呀！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上口语班了，可以直接上团了（你说许国璋英语神不神奇？！后来凡有人间如何自学英文我必定力荐许国璋）。
本来要先跟着正式导游见习见习，临时旅行社里调度不开就让我一个人直接上丁！带的是美国西雅图一个高中合唱团，二三十个高中生加老师和家长算挺大的旅游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机场，不但怕接不到团还怕把自己丢了，总算把大家安置在大巴上，我站在车头导游位上，拿着话筒就是不敢转过身来，我的第一句词儿是“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潮白河”（车过潮白河时我才说出话来），满车人急忙翻手里的中国旅游手册，估计在查“潮白河”是什么名胜。对我的破英文他们一点不挑理儿，还争着教我。我白天热情服务带他们去八达岭、故宫，晚上回医院上夜班，当了三天的导游，狂练了三天口语。临走时大家难舍难分，学生们一致通过送给我一个英文名字：Juliet，我一直用着，也是纪念感谢我碰到的最淳朴厚道的美国人民。
送走美国团第二天，去外企服务公司考英语口语，考试顺利极了，最后考官问了句会不会打字，又吓了我一大跳！我没见过打字机，但偷偷看了屋里没有像打字机的物件，考官说今天不考，我就说我会，心里说我马上就学会不能算撒谎。冲出去借了二百块钱买了台打字机现练，两个星期练到手拿不了筷子终于练成准专业打字技术，最后也没考，有惊无险。幸亏被录用了，要不得多久才能还上打字机钱呀。不过值了，有道是艺不压身，几个月后进了IBM，我暗自庆幸先学会了这门手艺。
再一个月后，调动手续完成。调动过程中我接触了小雷，他是外企的人事经理，走路说话像刮风打雷，他当过十几年兵，特好特优秀的一个人，我们到现在一直是好朋友。他后来也“外派”了，也是自学的英语！稍微熟识一点以后，小雷讲给我听，为什么外企服务公司会对我“破例考虑”。
“外企服务公司人事部每天收到上百封求职信，都是打印的，干净漂亮，还有香水信纸呢，没见过用处方纸写的，没文凭，还要还相片？大家传看了一遍照片议论了一圈，谁也没看出来这人凭什么这么狂，就说把她叫来考考，到底看看是怎么个人儿。”原来是这样我才能有考试的机会啊。
我赶忙解释：“真不是我狂，我哪敢狂啊，我就那么一张能用的相片，还是现从工作证上撕下来的。心想您留着也没用，就顺手写丁‘请赐还’，也没多想。”我当时没告诉他我还想用那张照片继续求职呢，要照新相片又得花钱。要说那张照片实在是惨不忍睹，是我病愈刚上班为补工作证照的快相（上面印着骑缝章用酒精棉擦了半天也没擦净），四年激素吃出来的“满月脸”（医用术语）横比竖宽，还有黑框眼镜从中再加个隔断，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就两三寸长，用火剪烫了为能伏贴着点儿可是没烫好，有大圈有小圈挺怪异的。我记得小雷说话时上下打量我，估计心里说真人比相片也强不到哪儿去。
1985年5月底，我调到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当时在京的外国商社没有独立注册的法人机构，都是“代表处”。代表处的职能只是联络和“代表”总公司在华发展业务，而没有直接经营权和当地人事权。
所有外资商务合同只能在境外签署；外国商社和外国人要雇用本地雇员，只能通过外企服务公司，程序是外方向服务公司提出所需人才的基本要求，由服务公司推荐给外方，如面试合格，服务公司与外商、外国人直接签订合同，并直接接收所有外派雇员的全额工资。本地外派雇员的真正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工资是服务公司发的，是职称工资加上外派工资提成，比如我刚去时，工资是五十六元（大专工资水平！）加外派工资10％加书报费、洗礼费之类的。当时我已经太知足了。
6月底，人事部通知我第二天面试，是一家叫IBM的美国公司，职位是办事员，工作内容是行政勤务。面试之前领导都要谈话，通常是鼓励加压力，督促要最好发挥争取能让外商看上，好能派出去（我们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