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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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了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我炒的瓜子没有上海和苏州的好吃。于是我就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买瓜子，关回来品尝比较，在配方上做了改进，同时增加了花色品种，炒了奶油瓜子、酱油瓜子、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五大类，共二十多个品种，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嗑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第一商贩”
真正做大还是靠引起市长的关注和新闻的宣传。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年，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干什么来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我炒瓜子谋生，难道也犯法了？我正在揣测之时，赵副市长笑嘻嘻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知道不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在品尝了我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就这样，我的“傻子瓜子”在全市传开了。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我想出了两条妙计：一条是薄利多销，立刻宣布每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这一招果然灵，两三天内，我家瓜子的销量猛增。每天销售三千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这时《光明曰报》在头版做了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上门前来订货，可是我做不出来。
怎么办呢？我迅速在市郊办了三个瓜子加工厂，雇工三十多人，日加工量七千斤到一万斤。不久，我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十六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紧接着，我又把瓜子卖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做了报道，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来这两家店买我瓜子的人都得排着长长的队。接踵而来的是全国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城市的富商到芜湖，要与我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我是欲罢不能了。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办起了第四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有十口炒锅，日产一万多斤。无奈之中我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办起了加工厂。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雇工就有一百零三人之多，因此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人们称我为“中国第一商贩”。
◆雇工风波
由于一百零三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八个的规定，舆论哗然。这场争论，我作为小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后来才陆续有所耳闻。“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
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一次接触到“傻子瓜子问题”，是在1982年底，他是看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雇工问题的调查报告”。看完之后，邓小平明确地对杜润生说，对“傻子瓜子”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尽管如此，省市两级领导有关部门还是组成两个调查组，写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前者送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周子健。后者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
1983年12月6日，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到国务院，向万里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汇报我的问题，说我偷税，有一部分同志对我经营规模这么大，雇工这么多表示担心，提出要加以限制。姚依林听了报告说：
…傻子瓜子’偷税不对，财政部的税收要跟上。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革，把炒瓜子的抄家了。‘傻子瓜子，不是坏的，是拾遗补缺，再等一等。现在全国个体户六百万，不到一千万，比1949年少多了，我们是不该限制的。”
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又说：“还有些同志建议用国营和集体的形式逐步代替个体。”万里听了这话后摆摆手说：“不必慌张地去代替。共产党为什么不出‘傻子’？出了‘傻子’为什么不用起来？‘傻子瓜子’为什么不能成为商品？芜湖为什么不研究社会需求？”
邓小平的指示和两位副总理的讲话，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感到我的生意好做了，外在的干扰少了。我下定决心大干一场，把瓜子卖到全国。于是我又到十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二十三个加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销售触角延伸到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
民间有关我的风波并未消失。为了减少麻烦，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我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三十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人股，并担任总经理。同时规定，向他们交纳十八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感觉找到了“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自己也成了“公家人”。于是我拼命抓生产抓经营。
◆有奖销售的失败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旋风。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参加，要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借此再次扩大“傻子瓜子”的知名度，压倒竞争对手。在与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印刷奖券一百五十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为价值两万六千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为价值两千六百元的幸福牌摩托车一辆，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
我从1月5日开始筹备，并设法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我们同时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十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三十多家媒体做广告。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一角。
这场活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全国一切有奖销售活动黯然失色。我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我盘算了一下，每斤加一角，三个月至少卖到一千万斤，多赚的一百万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销售一千万斤，毛利有五百万，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一百七十万，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一百万元。
2月5日如期在全国各地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达六万二千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九十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十七天，一共销售出四百七十六万斤，销售额达七百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人络绎不绝，我的五家工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真是盛况空前。
就在我非常得意之际，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3月6日，几位官员到我办公室，将一份国发【1985】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国务院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我一听就傻了，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话来，欲哭无泪。最后，我对他们说：“上面不是说公司有自主经营权吗？谁来保护我的自主经营权呢？”可是，这话说了有什么用呢？我猛地想到有奖销售一旦终止，我将大祸临头。
果然如此，不出几天汹涌而来的退货大潮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公司亏损六十三万元，这个金额是注册资金的两倍多。由于我不大懂法，接下来的一场官司火上浇油，让我再次损失九十三万多。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
在八十年代末，我又遭遇了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我，我才因此从牢房里走出来。这是他第三次提到我。
◆我是改革早期的冲浪者
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的事业并没有终止。我在郑州、三门I峡两个瓜子加工厂和十多个销售点生意依然兴旺。我的长哥和次子仍在经营“傻子瓜子”，他们的资产已经过亿。回顾八十年代的哆儔，我觉得我的作用有两点：
第一，我带动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在等待中观望，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在我的带动下，沉寂了几十年的瓜子市场骤然复苏，一两年之内崛起的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五十七家，其中个体的占了四十八家，出现了“胡大”、“友谊”、“神农”、“玉兔”和“龙凤”等二十个品牌，它们也都销往全国各地，使芜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瓜子城。其中不少人由原来衣不蔽体的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我成为当时个体经济发展的“带头羊”和“晴雨表”。
第二，我勇敢地冲破了“左”的思想对干部和群众的束缚，为解放思想做了贡献。以雇工为例，当时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的，个体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许多干部对我提出了这个规定，但是我没有理睬，我不断扩大雇工规模，为众多私营企业做出了敢于冒险的榜样。
第02章 刘永行：靠饲料起家的第一个“首富
【刘永行小传】
刘永行和他的三个兄弟是三十年改革史上第一个成为“首富”的民营企业家。他是四川新津人，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首富，2002年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虽然低调，但刘永行这个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实际上在企业界有着非常广的人脉和声誉。身为中国优秀和领先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和东方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并兼任国内数十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刘永行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经营思想在海内外广受关注。著名的华人跨国公司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民认为，中国企业家中最值得钦佩的两个人，一个是王石，一个就是刘永行。
虽然挂名希望集团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刘永行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东方希望集团的经营上。这个到现在还保持着家族制治理结构的公司是一个具有三大事业的跨行业、跨地域和跨国界的公司。经营着从饲料、铝土矿开发、电解铝冶炼、发电、赖氨酸制造、工业上游原料PTA制造等十多个行业大大小小上百家企业，而且旗下所有的企业在当地都有着良好的效益和经营口碑。在二十多年的从商生涯中，刘永行领导着东方希望集团经历了无数次的转型、失败、奋进和崛起，到2008年，一直有想法为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打工”的刘永行被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南方周末》以“成为王永庆”这样的文章标题给予赞誉。
刘永行之低调，从他的自我称谓里可见一斑。与其他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们在事业或仕途成功之后纷纷花时间和精力去名校进修以获得博士、硕士头衔不同，刘永行在所有的演讲中，都称自已是大专生。而事实上，当年以老三届毕业的刘永行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优秀学生。
1977年首次高考恢复后，他即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名列高考榜首。只不过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无法进入他理想中的一流大学学习，而只是在四川本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念完了大专。而在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刻苦自学，手不释卷，在所有经历过的行业中，都有专家之称。而令业者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顶级富豪和优秀企业家，还保持着清教徒式的作风——经商数十年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唱歌不跳舞。最大的乐趣是陪太太逛超市，观察超市内产品和陈列的变化。
2004年，刘永行经过六年的长期考察进入其第二产业——铝电复合体产业。而其间正遇上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过热现象的宏观调控。事实上，这正是刘永行在整个经商过程中最大弱项的体现——作为一个标准的企业家，刘永行对于政治动向的敏感性是他最弱的一项。
这使东方希望集团二十年保持了稳健发展的道路，但也使他在其第二产业的进入时间点把握上迎面与中国特色的有形之手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