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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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够直接推动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思忖着，“如果你在德国做什么事，你会浪费你一半还多的时间来管理，由此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会带来结果，即使有时会有磕磕绊绊甚或倒退。而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告诉自己：“这才是你想做的事。”
圣诞节期间，我向我当时的妻子海尔佳，英格讲述了那份供职提议，并最后承认：“我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我妻子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她倒是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狼堡、印格尔斯达特和相关的经济新闻报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奥迪公司的人事长官马丁，波斯特，将成为大众在华的第一号人物。
这消息像一颗炸弹落地。为何不选“纯种的”狼堡人？为何是一位人事专家？人们疑惑着。为何波斯特会有如此之举？他是否失去理智了，让他要将迷人的印格尔斯达特里董事的皮交椅，与世界另一端贫穷国度里的硬板凳调换？有些记者猜测我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以致让我觉得离乡背并不失为可取之举。不管怎样，德国国内有许多人对我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只有少数人理解，亲历中国发生的巨变过程这件事，着实吸引着我。当然，安亭那些无精打采的工人和满是灰尘的工厂的景象，也震撼了我。中国人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才需要我们的吗？
只要人们在1984年有那么一点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功会给大众集团提供何等巨大的商机。倘若中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将国有计划经济向国外私有资本开放的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缓慢但肯定——会成长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觉醒阶段。人们想要变革，正如我所发觉的那样，其间他们确实会需要我们的援助。
1985年1月，时任奥迪的人事董事的我为了大众事业而奔赴中国。于是，整个事件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狼堡的生产董事葛恩特，哈特维希博士，原本已为上海的技术工作挑选了一名科长，却又抽回了他的候选人成命。他或许是做了如下一番思考：倘若哈恩博士将波斯特——尽管“只是”在子公司奥迪、但毕竟还是董事会成员——派至现场，那我便不能随便任命一位科长前往上海，也需要我这摊里最好的人选。这位最好的人选名叫汉斯—约阿希姆，保尔，是大众卡塞尔厂的部长，由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那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保尔，上海大众这家企业或许不会运转起来。虽然我们两人分别由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派系任命，而两大领导波斯特和保尔在整个事件之后的运作中却蜕变成为幸运组合，一个“理想团队”。
1985年1月初，我和保尔首次在罗特大院碰面。那是一家大众设在狼堡的招待所。从外表看，保尔就是一个专为投身远东地区天然而成的人。这位因其亚洲人脸型而被同事冠以绰号“蒙古人保尔”的工程师，据说是在认识我之后才做出了决定。我向他开诚布公，说我已决定接受中国的工作，同时向他解释了我的理由。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碰面之后，我就知道，对于上海等着我们去完成的那项建设工程来说，他是绝好的事业搭档。而保尔必定也在我们谈话之后坚定了信念，因为他离开了卡塞尔，为的是作为上海大众公司执管会的技术执行经理走马上任。
◆大众集团首次合作亮相
上海大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大众发展过程中的首次亮相。上海大众是全球范围内大众参股的首家合营企业——除了当时在南斯拉夫有个合资企业，即TAS，以及尼日利亚一家经营权完全属于大众的合资企业。1984年之前，不管是在巴西、墨西哥、美国，还是在南非，但凡大众立足的任何地方，大众都是100％拥有。集团在各个方面决定这些地方走哪条路。狼堡一声令下，大众世界的其余地方，包括横向配套商，都紧跟而上。
而今，这种情况在国国风云突变。上海大众这个合营企业一开始就约定资本和管理职责五五参股的合作关系，亦即，意见相左无事可成。每一个工作层面、每一项企业决策是“要么异口同声，要么一票否决”。领导小组组成人数双方相等。“Board“Directors”（即董事会）类似我们的监事会。总计为十名董事会成员的一半由中方伙伴委派；另一半则是由大众出任。同样，再由四人组成公司经营管理层，即所谓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简称执管会：两位中方人土，两位德方人士。两名德国人选已经确定，保尔为技术执行经理，我为商务执行经理。此外，我还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合同签订过程中，约定董事会主席和公司领导层的头把交椅让位于当地人士，由中国人担任。我们则满足于那些个副职。我认为，这种中国人领导下五五开的合作模式，是明智之举，至今的实践也证实了这点——光凭公司领导发言人那正式场合下具有代表性质的这项工作，德国人根本完成不了。我们对中国人及其习惯又了解多少？我们该向何人展示何物？在聘用一位当地的公司发言人方面，大众早就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大众将其合营企业初期一半的参股份额大大提高，远超出50％的时候，当地那位公司发言人才被一位德籍发言人所取代。
当然，这种起用以本国利益为己任的中方领导的合营方式，遭遇了狼堡同事的些许微词。难道说让大众屈居第二，而让中国人位居第一？
这是我们德国集团某类同仁的一种习惯性想法，这类同仁一旦强权在握，便在世界各地到处显示他所能实现的东西：墨西哥、巴西、南非。多数人则想过：“合营？好吧，如果在中国别无他法，那就这样吧。不过我们是领导。”当时占上风的意见为，领导权本应落人大众手中。保尔和我却不这么以为。虽然清楚我们的利益在合资企业里得放人第二位来贯彻，但这并不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中国可以尝试我的做法。
那种许多狼堡人所遵循的中央集权的专制领导模式，在保尔和我看来很是无聊。我们想要一些新的东西，不仅是给陈旧的中国带来工业现代化，更是给极易在自负中变得迟钝的狼堡的传统式集团来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区别于大众同仁的是，保尔和我没有参与合资企业经年的谈判过程。尽管如此，我们根本不用等到定于3月20日在申城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才来获得对我们未来 的中国合作伙伴的个人印象。因为早在2月份，我们就在为期十六天的考察大西洋彼岸的大众生产基地时碰了面。那次考察，是卡尔．H．哈恩博士甚为关心的一 件事情，他试图以此来向中方合作伙伴展示，作为全球化的集团，我们是如何在其他国家组建生产和销售，并达到较高的质量水平的。除了同事保尔和我们未来的北京代理、在南京出生、之前领导狼堡研发部门一个科室的李文波博士，还有十位中方人员在那次集团考察中随行。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饶斌，中国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总公司）总裁。中汽总公司是开始将汽车工业——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核心，他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总负责人——我们项目未来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此外，随行者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他主管城市经济，尤其是外商投资。同行的还有选定的五位上海大众中方董事会成员，他们中有时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被指派为上海大众第一任董事长的仇克，和继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仇克位置的陈祥麟。
考察途中，我们也结识了未来的同事，即被中方选定为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的张昌谋。他比我大十岁左右，说着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这使我们不用转弯抹角通过翻译而能直接沟通。保尔和我利用那次考察的机会，在平时一起活动的时候，小心地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圣保罗，我们巴西的工厂里，中国人对桑塔纳的装配尤为感兴趣。上海大众制造桑塔纳，是合营合同里确定的条款，而且是中国人的愿望。大众在合营谈判进程中，最先提供的车型是奥迪100，但中国人喜欢桑塔纳。主要是中汽总公司总裁饶斌，说服了中国政府，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种车型：并非大奔模样，而是一款省油、价廉又安全的汽车，并且是一辆在与德国人合作初期容易制造的车。关于这点，那个时期有诸多错误的看法认为，好像因为桑塔纳退出市场，我们便迅速迫使中国人接盘。这种顽固的成见，留传至今。真实情况却是，桑塔纳尽管在欧洲不怎么畅销，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却是一款实实在在的畅销车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进技术配置的耐用型大众中级车。中国人想要的就是这种汽车。此外，当时桑塔纳还在西班牙、南非生产，更是以许可证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制造，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终归是我们最新款的汽车。我们把“旧货”卖给了中国人的那种传言，完全缺乏根据。可以说桑塔纳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汽车。1982年，在试装合同框架范围内决定引入桑塔纳的时候，它上市才一年。就连那些一再出现的观点，说我们将德国不再使用的陈旧的生产设备和模具运往上海，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上海大众创办初期那种微小的生产能力下，很大程度上为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而设计出来的德国设备和模具，在我们的工厂根本用不上。
为期两周的考察结束了。那段日子，我们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快速巡视了大众集团在大西洋彼岸的各个公司，天天一起吃饭，进行了无数次专业讨论和私人交谈。我们制定了我们合资企业的第一批远景规划，并由此在我们共同的企业——上海大众成功的道路上一起迈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众第一次董事会（Board Meeting）于1985年3月20日在龙柏饭店召开，其间，我们被聘任为执行经理人，即Executive mittee（执行管理委员会）。张昌谋成为我们的总经理或者说是公司发言人，负责的职能部门为公共事务部。他的代理、副总经理，便是我。我主管的范围为企业的商务方面：财务部、采购部、市场和售后服务部。我们的技术执行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尔，管理生产、研究和开发、规划以及质保部门。而人事部和组织部则由我们的第二位中方执管会同事费辰荣负责。董事会一结束，我们便聚拢在一起，举行了执管会组建会议。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我们大家面对面，每个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结识了寡言少语的人事领导费辰荣，他没有参加我们的考察。
最后我们决定，从那一刻起，我们从法律上行使公司领导的义务。即刻起，我们为上海大众这个企业负责。
第二天早上，为了和员工一起庆祝正式的揭幕仪式，我们驶往工厂；紧接着，又赶往上海展览馆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这一天，以龙柏饭店举行的晚宴而告终，有市长光临，有烟火盛放，还有其他属于这种场合的一切。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狼堡来的人还在，晚上的饭局就会一个接着一个：“为了未来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干杯！”
狼堡的集团代表一个个离去，中方的政府官员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机构中。我们则待在安亭，那个面临艰巨任务的地方：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包罗万象的汽车企业；从国内配套厂商到自行生产和装配，直至包括各类维修服务站的销售以及能正常运作的备件供应体系。除此之外，我们德国人另有培训中方员工和让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诀的义务。我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任务，而从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业务，即颁发上海大众的“营业执照”，留给我们的是五个月的时间。
第09章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霍英东小传】
霍英东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和大陆关系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上世纪二十年代，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
他幸运的是，十三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