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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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委员长”。经过一阵很冷淡的沉默，蒋介石听了周恩来对共产党观点的详细说明。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以后谈判日复一日进行，一直到12月25日。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莫罗夫。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们合作。”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阳之后，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 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张到南京后不受惩罚。 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 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 他的终生好友张群被称为亲日派，并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职务；共产党受邀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定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准备工作在不断进行。 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共产党受益匪浅。他们不再受到骚扰，并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
第十五章日本全面侵华
第十五章 日本全面侵华
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但蒋介石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其直接结果是让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为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都明确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西安事变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只要蒋介石明显地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日本人就会继续平心静气地慢慢推行他们的高压和吞并政策。但西安事变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次序起了变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军方的小册子曾详细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过程，并预言政府军队不久将和红军联合起来。第二年初，日本人还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有大批的北京学生报名参加二十九军。看到这些情况，日本军方决定加快他们侵华战争的进程。 “我真的相信共产党已经悔悟了，”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这样写道，“他们真诚地表示愿意和中国的其他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我也把他们看作中国人，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再次忠于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后来对他的决定追悔莫及，因为他认为，他在西安被俘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大伤元气，只要再发动一次“剿共”战役，就足以把共产党解决了。 当然，那时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绝抗日时还会在内战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当时国民党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倒是真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认为西安事变以后和共产党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错误，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败。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拍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五项原则：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电报中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五项保证： 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2、解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特区政府”。 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红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按照共产党的主张接受这些建议，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这样做意味着委员长丢了面子，因为共产党公开声明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或多或少地接受这些条件（是在胁迫下答应的）。 共产党的电报送到国民党中执委时，他们正在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结果是11天后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根除赤祸案”。下面是蒋介石本人录的这个决议案的内容： 1、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统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进行有效的行动，不允许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并存。因此，所谓的红军和它使用各种不同名称的部队应该完全解散。 2、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不允许两个敌对政府的同时存在。因此，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和其他有损于统一的组织应该彻底解散。 3、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须停止其活动。 4、阶级的战争是以某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的。 它把社会分为很多的阶级，使他们互相敌视和倾轧。 它需要为控制其他集团而采取战争的手段或者诉诸武装起义，结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因此，必须停止进行阶级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而且事实上将组织联合阵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 就在几个月前，蒋经国还把对苏联政府的忠诚置于对父母的孝顺之上，并用一种很不符合中国人性格的方式声讨蒋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里，并带来了他的俄国妻子。他离开家有十二年，蒋介石深为自己的儿子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担心，他开始对蒋经国进行再教育。 蒋经国在他的《我的父亲》一书中叙述了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 ①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 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划线标明了。 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 在1937年5月12日给我的信中，父亲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②孙文（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③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④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⑤除了研究三民主义和类似性质的书之外，③父亲还指导我广泛阅读古典和历史书籍以及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并牢记许多优秀的部分。 当蒋介石用这些话教育其子时，蒋经国已有二十九岁了，而且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但这位父亲正在补偿失去的时间，他觉得有许多很不幸的教育应该扫除。 在1937年初的几个星期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逃跑时背部所受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但是，在一个矫正器的帮助下，他开始进行康复锻炼，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还配备有59艘总吨位达15，288吨的军舰，以及一支号称拥有200架第一流飞机的空军。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上尉为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有机会看到这些介绍给他的飞机，他马上宣布其中只有91架确实是“第一流的”。 陈纳德是一个粗鲁、刚强、一心奉献和盲从盲信的人（赞成或反对他的人都如此说），他曾因耳聋被美国空军革职。那时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岁。于是他找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在一段时期内，陈纳德在中国备战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并不能在某一时刻创造奇迹，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轮进攻。 从这时起，使局势迅速恶化的关键就来自东京了。在东京，军事集团日益强大。军方不赞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国新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时才发动进攻。他们的方针是马上发动攻势，然后再谈判。 日本军人还记得1905年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军事上教训了沙皇俄国：他们相信，日苏不久将再决雌雄，当苏联有时间建立起军事实力时，它将重新按照传统在东亚大陆扮演日本的强大敌手的角色，因此，他们认为，尽快地进行对华战争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可以在进攻苏联时拥有这个战略基地。 但是，日本军方还想给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使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想法。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不厌其烦地提醒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