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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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

金庸《论岳飞与秦桧》，《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

金庸《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新闻记者》1999年12月。

金庸《走近蔡澜》，《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香港利文出版社1984年。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富达出版公司2005年。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香港时报出版社1963年。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庸华山论剑》，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缩印，2003年。

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罗海雷《我的父亲罗孚》，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

章克标《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董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董桥《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8年。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梁羽生《笔·剑·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梁羽生《笔不花杂记》，花城出版社1986年。

曹聚仁《北行小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叶灵凤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

陈昕、郭志坤主编《香港全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文祥主编《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出版社1999年。

三毛等《金庸百家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1—5），明窗出版社1997年。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明窗出版社1989年。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女子》，明窗出版社2000年。

葛继宏《叩访名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金庸学术研究会编《阅读金庸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桂冠工作室《“侠之大者”：金庸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

冷夏《金庸传》，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95年。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杨莉歌《金庸传说》，香港次文化堂1997年。

陈墨《武林文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明报出版社2000年。

钟晓毅、费勇《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孙宜学《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

艾涛《金庸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程正迦《程正迦回忆录》，自印本。

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齐世英口述，沈云龙等访问，林忠胜记录《齐世英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司徒华《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

罗卡编《夏梦》，明窗出版社1995年。

刘澍编著《绝代佳人夏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沈君山《浮生再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沈君山《浮生三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

许君远著，眉睫、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吴廷俊《新记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

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新闻研究资料》（总32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新闻研究资料》（总3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新闻研究资料》（总4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新闻研究资料》（总4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海宁文史资料》第1、7、13、17、25、26、36、40、41、46、50、59、60、66辑。

《海宁人物资料》第一、二、八卷。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7、13、15期。

《嘉兴市文史资料》第1、2辑。

《丽水文史资料》第2、3、5、7、9、12辑。

《碧湖古镇》，丽水市莲都区政协文史委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9年。

《衢州文史资料》第1、3、4、5、7、12、15辑，政协衢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杭州文史丛编》第五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

《浙江文史集粹》第5、6辑。

《两浙轶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文清《让心灵打个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

胡春生、施菲菲编《温州老副刊》下册，黄山书社2012年。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金庸鲜为人知的往事》，《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

《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

严晓星《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

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

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老报人忆》（《浙江文史资料》第6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国重博客《刘国重论金庸》，http：//liu_3。blog。tianya。cn。

秦朔、陈越初《叩访金庸》，《南风窗》2001年12月，总第203期。

陈晓《金庸：“我年纪大了，担任院长相当吃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

李鹭芸等《金庸家族600年传奇》，《环球人物》2011年第26期。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殷海光著，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修订本）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

《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近世中国秘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

《穆旦诗文集》（一、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日＇桐山桂一著，计丽屏译《吴清源与他的兄弟》，中信出版社2005年。

＇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后记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

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

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