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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金庸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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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替他去说。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页。

③ 杨莉歌《金庸传说》,201页。

④ 原名黄永兴(1940—1983),生于澳门,1961年到香港。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①

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小说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②温瑞安小说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①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5页。

②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0页。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①

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说,金庸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他牌技好,他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①《明报》员工有急需,也会向他和沈宝新借钱,经理部的人向沈借,编辑部的向他借,一般他们都会爽快地答应。②倪匡曾问过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他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③

①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明报》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报馆包办员工的膳食,到楼顶的有盖露台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给《明报》翻译日本报刊的文章,不是员工,也常去沾光,从没有人说过半句闲话。④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一直很低,办报之初经济困难,后来经济状况好了,稿费也没提高多少。沈西城说1979年他给《东方日报》写稿,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1000元。但给《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653元,比《东方日报》少了350元。

《明报》副刊的专栏地位高,香港不少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⑤尽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给它写稿。当然,还是有人对《明报》稿费不满。林燕妮先是替简而清在《明报周刊》的专栏“顶档”而被发现,金庸称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报》开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等专栏。开始她只写散文,雷伟坡建议她也写小说,金庸从旁鼓励。当她要求增加稿费时,金庸的回答是:“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⑥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骂”他,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虽然文辞尖刻,但他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总之,说什么也不加稿费。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报》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尝到过向他要求加稿费的滋味。一次他大宴亲朋时,倪匡突然发难:“老查,你的《明报》可真越办越好哪!”他谦恭地说:“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帮忙。”倪匡说:“听说《明报》一年赚好几千万,对吗?”他答:“一点点,一点点。”倪匡哈哈大笑说:“那么,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了吧!”他连忙摆手说:“倪匡兄,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一听写信,最怕写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职业作家每个字都要赚稿费,而写信没有报酬,浪费笔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却偏偏特别喜欢写信。倪匡说:“老查的耐性真是好,为了稿费,他可以写三四张纸,阐述《明报》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你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你的一大罪过。”加稿费的事自然挡了回去。①

①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页。

④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52页。

⑤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⑥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于上海,从小来港,1964年读中学时,《明报》的星期日特刊以她为主角,拍了一辑照片。中学毕业后,她一度在《明报》当过记者,以写流行言情小说成名。

1979年《明报》二十周年时,金庸与林燕妮、张彻、倪匡等

许多人都说金庸吝啬。不过,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很深,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他就会预支版税给倪匡。这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当年朋友们常在他家通宵达旦玩“沙蟹”,倪匡赌品很差,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到家还在生气,他立马来电,哄小孩一样哄,让倪匡汗颜。又一次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他立马以名牌相机相赠。不高兴时,倪匡在他面前说:“你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意思说他稿费付得少,在场的温瑞安表示同感。②

1981年开始以“石贝”的笔名给《明报》写了十年专栏的欧阳碧也说“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陈若曦到香港,《尹县长》《归》等小说都在“明月”发表,中间发生了倒扣稿费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纸计酬,会计处却减去空格,视为“超支”,便在以后的稿费中扣除。为了“躲债”,他有几年没有给“明月”写稿。

①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21—12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页。

1985年九十月间,“哈公怪论”起风波,许国罢写,读者函电交驰,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粤生出面“挽回”,给许国加三倍稿费,因为他的稿费向来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总承诺加到与倪匡同等待遇。①

①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①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②“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③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① 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创作——金庸答问录》,《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5页。

② 《孔夫子的话》,《明报》1962年8月28日。

③ 《失民心,则失天下》,《明报》1966年11月2日。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小说网·。。]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报》社评《民族·民权·民生》中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对于蒋介石应不应该连任,事实上不很关心。我们很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他生前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如果能得到重视,那么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台湾想反攻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陆要想攻取台湾,短时期内也难以办到。”他呼吁,“双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点上力求进步。哪一面的做法对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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