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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在美国当警察-第3章

小说: 我在美国当警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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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在问,你小子行吗?    
    我不敢怠慢,有了跟文迪在机场见面反应迟钝的教训,知道跟美国人打交道得快节奏,便连忙把背了不知多少遍的学历、经历和办案实践向导师汇报,没等我说完,教授便挥手打断了我。    
    “你说的这些都在这里,”他把手里的材料轻轻摔在写字台上,然后摘下架在大鼻子上的老花镜,捏在手里冲我边比划边说:“我敢录取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些宝贵经历,我也不怀疑你的能力,关键是你的英文,我们从未录取过外国人,美国执法部门也从未雇佣过外国人,语言和文化恐怕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老教授放下花镜,用食指指着我继续说:“无论是谁,只要有两门课得了C,便被淘汰。另外,我们系不搞论文答辩,而是毕业综合考试,四个小时,涵盖所有课程,靠学生当场独立完成,如果不通过,不仅毕不了业,而且所获得的学分也全部取消。”    
    我耷拉着脑袋走出布莱尔的办公室,临来时还做着毕业后到FBI当特工的春秋大梦,被人家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开学两个星期了,还真应了布莱尔的话,语言障碍。头一天上课,我一走进教室就感到有股无形的压力,清一色的白人同学,个个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一身牛仔服的中国人。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财迷心窍的人,听说有个独眼国,那儿人只有一只眼,正中间长在印堂穴上。他想,捉一个回来,准能发财。于是,他跋山涉水到了独眼国,没想到却被人家捉起来放在笼子里面展览,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看这只两只眼的怪物。我看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怪,他们看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讲一口中国味英文的人也一定很奇怪。警察圈子历来是白人的天下,我真有误入歧途的感觉。    
    美国的教学方法很灵活,不光老师讲,学生也积极发言,形成师生互动,对习惯于国内填鸭式教育的我来说,极不适应,还没弄明白人家要干什么,已经进入到下个议题,别说发言,笔记都记不全。我只好笨鸟先飞,提前预习功课,找同学借笔记。在吴新玉和文迪的建议下,我还招了一个美国室友麦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麦克经常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向我介绍美国大学的教学模式,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问我:“石,中国监狱怎样改造犯人?”    
    “我们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多的适应,我也敢在课堂上发言了。    
    身后传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声音。一个女同学站起来:“我听说中国的犯人被强制劳动,那是侵犯人权。”    
    我不想跟她争论,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亲手办过的案子。那是个扒窃惯犯,屡教不改,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一次作案后被拘留,经过警察的教育,痛哭流涕地发誓要重新做人。为表示他的决心,回家后竟举刀剁下自己右手一段食指,拿着血淋淋的手指回到派出所,发誓从此金盆洗手。谁知没过多久,便有人举报他又用那只伤手偷人家的钱包,狗改不了吃屎了。    
    就是这么一个恶习极深的惯犯,经过一年劳动改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也没有重新犯罪。他说,自从进了监狱,才知道劳动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经过我们的劳动,在上面盖起一座座漂亮的房子。在会陷进双脚的烂泥地上,我们筑起一条经得住十吨卡车通过的公路。劳动苦中有乐,但我这双手以前却没干过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用可耻的手段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是劳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同学们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也没想到自己竟能当着全班用英文高谈阔论。我一讲完,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列举了许多劳动改造的好处,又想出一些鼓励犯人参加劳动的措施,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用参加劳动的天数折成点数,优先考虑假释等。还有人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以防止狱警滥用职权,变相体罚犯人。这些美国未来的执法者,通过那一课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监狱也是监管罪犯的地方,而不是关押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    
    在克服语言关的同时,我还得过金钱这一关。GWU是私立大学,学费昂贵,加上生活费开销,必须边打工边读书。我虽然是全日制学生,但不能像美国学生那样专心学习,我得半工半读,把他们喝咖啡、去酒吧的时间集中起来打工。我每天的日程是,打工、吃饭、读书、睡觉。    
    餐馆、加油站、图书馆,都留下了我打工的汗水。有一次,有个黑人加完汽油没给钱就溜了,我还得在交班时用自己的钱补上,大半天的工就算白打了。挣来的辛苦钱,除了交学费,从不敢乱花。刚来美国时,我每天的伙食只有老三样:鸡蛋、热狗、方便面。这都是最便宜的,每天三顿,每日如此。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从未超过五十美元,与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周末下饭馆每次一百多元相比,那才叫节衣缩食哪。老三样成了我的忆苦饭,一想起来就反胃。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什么是忆苦饭吧,你们的父母小时候都吃过,我有时候也会买一份热狗忆苦思甜。


第1章 跨出国门一家三口在美艰难度日

    我把支票本交到她手上,这1200美金是全部的积蓄,下学期得交4000美金学费,加上房租,生活费,我得再找份工才行啊。    
    1989年我将东华和石姗接来美国陪读,从此三口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为迎接东华母女的到来,我找到一处月租500美金的房子,比我原来自己住的开销长了一倍。我来美国一年了,什么也没添置,还是从国内带来的两只箱子和几身旧衣服。房子对面有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常有人搬家时把不要的家具扔在路边,我抽空去那拾了几件像点样的家具,好歹算是在美国安了第一个家,虽说简陋了点,可比当时在国内的房子宽敞多了。我来美国一路坎坷,只有一件事顺,就是签证。记得在美领馆门外排队时,都说我这样的自费生准得拒签,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一半,再看着F…1申请者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出来,心里全凉了。硬着头皮进了美领馆,谁知竟爆出冷门,第一个签了出来。这次东华母女俩排队时听到的又都是泄气话,说你自己准签的可能都不大,还想带孩子?东华说,要走一块走,要留一块留,娘俩死活都在一块。没想到竟然如愿以偿,母女双双获准来美国。    
    “你怎么了?”东华哄石姗睡着之后,见我望着屋顶发呆,知道我有心事。    
    我把支票本交到她手上,这1200美金是全部的积蓄,下学期得交4000美金学费,加上房租,生活费,我得再找份工才行啊。    
    东华沉吟片刻,坐在我身边安慰道:“你别着急,咱明天不去逛华盛顿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忙你的,有机会也给我找个打工的地方。”    
    “东华!”我忍着眼泪说:“你刚来,语言又不通,怎么能让你去打工呢?”听说她要来美国,银行的同事们都羡慕的不得了,以为她去美国享福了,其实是跟着我一块受洋罪。    
    六岁的石姗开始了快乐的一年级。东华也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在中餐馆端盘子。    
    我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打工,晚上到学校上课,11点多才能回家。东华的班也是晚上,只好把孩子一个人扔家里了。当时哪知道把未成年人丢在家里是犯法的,恐怕有小孩子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如此经历。东华为女儿做好晚饭,然后教她怎么用微波炉热饭,还告诉她,要是害怕,就打开电视机。石姗懂事地一个劲点头。那台旧彩电也是我从街上拣来的。    
    东华走后,石姗看窗外已经黑下来,便拉上窗帘,又走到门口挂上门链,妈妈说这样坏人就进不来了。吃完晚饭,石姗打开电视机,又拿了条毛毯放在沙发上。这个双人沙发还是吴新玉帮我从马路对面抬过来的。那天本来还有一卷挺新的地毯放在沙发上面,我俩刚要动手抬,就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美国人朝这边走来,我一拉吴新玉,叫他等这两人过去再搬,多难为情呀。没想到这两位在这堆旧家具周围转了两圈,顺手把那卷地毯抱走了,敢情也是来拣东西的,大大方方的,哪像我,死要面子,我为这事后悔了好几天,要不,石姗就可以坐地毯上玩了。    
    我和东华前后脚回到了家。    
    “石姗,开门,妈妈回来了。”东华用钥匙开了门,见里面挂了门链,只好压低声音叫女儿开门。都半夜了,孩子早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大,叫了半天,屋里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栋两层小楼,楼下住着位律师,我们住顶层,就是屋顶斜斜的那种。我一看,再叫把邻居都吵醒了,只好自己试试身手了。我找好一个方位,顺着墙角一点一点往上爬,东华提心吊胆地站在下面,一个劲叫我小心点。我倒不担心会掉下来,就怕万一警察从这路过,以为我想图谋不轨。    
    我爬上了二楼,因为天热,窗户没关,这才钻进屋子,把门打开。    
    床上没有石姗,沙发上却堆着毛毯,掀开一看,石姗正缩在里面酣睡,小脸儿红红的,捂了一头汗。我心疼地抱起女儿朝卧室走,才六岁的女孩子就整晚自己呆在家里,真可怜。睡的迷迷糊糊的石姗睁开眼睛,看见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哇”的一声哭了,一晚上的委屈都释放出来。东华连忙接过女儿,在她小脸上亲了又亲:“石姗乖,石姗不哭,妈妈在这呢,妈妈陪石姗睡。”    
    东华侧身躺在女儿身边,轻轻拍着她。夜深了,东华毫无睡意,她轻轻拭去还挂在女儿小脸蛋儿上的泪水,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心疼孩子,心疼又得打工,又要读书的丈夫,还要忍受餐馆老板的专横跋扈。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在美国团聚,再苦再难也得咬牙挺过去。她只有一个信念,帮我完成学业,一家三口回国,所有的噩梦都将结束。


第1章 跨出国门成功拿下刑侦硕士学位

    日盼夜想的通知只有一行字,我却反复默念了十几遍,我通过了,通过了!我站起身,朝东华张开双臂,东华激动地扑到我的怀里,一年多两地分离的牵挂,两年来打工留学的辛苦,还有等待通知的煎熬,都随着泪水流走了。    
    我们在汗水和泪水中又熬过了一年,石姗上二年级了,已经能用英语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我也啃完了36个学分,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    
    论文答辩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还可请人指点。毕业考试要完全靠自己,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哪,我们系每次考试都有人通不过,我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我再来一次。    
    我停止了一切打工,全力投入了这最后的冲刺。华盛顿夏天气温能达到摄氏40度,我们住在屋顶,又闷又热,为了省电,空调也舍不得老开着。    
    “哎,喝杯冰可乐吧。”东华递给我一大杯冰可乐,又把电扇调大了一档。她这个动作一下子让我想起78年准备高考时的情形。    
    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两年,我家祖孙三代还挤在一间临建棚里。白天得去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回家后,只能在两平米的小厨房里复习功课。当时也是夏天,小厨房里也是又闷又热,那时连电扇都没有,只有成群的蚊子跟我作伴。我在身上涂满了避蚊油,光着膀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有一次又停电了,我站起来找蜡烛,猛然发现背后站着个人,原来是我妈妈,正站在那给我扇扇子,也不知站多久了。我说:“妈,您去睡吧,我撑得住。”那时我姥姥已经卧床不起,没等看到我金榜题名就与世长辞了。    
    “快喝呀,发什么呆?”东华见我一个劲儿愣神儿,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我一扬脖儿把一大杯冰可乐喝个精光,心里想,我这春天出生的马,命里注定吃苦受累,刚过一山,又见一坡,毕业考试这一关一定一次通过,不然谁都对不起。    
    考完试,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等通知的那些天,我算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一天往邮箱跑好几趟。东华也为我捏着一把汗,凭我刻苦钻研,应该能通过,可这是美国,用英文考试,打工耗费了我不少精力,通不过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两年,我们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下过一次餐馆,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如果通不过,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我们焦心地盼着早一天接到通知,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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