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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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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仅在1931…1945年间就使东北森林蓄积量减少了5亿立方米。按照研究者的测算,一只雌性东北虎的领域范围为300…500平方公里,一只雄性东北虎的领域范围为600…800平方公里,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这也就是说,20世纪初随铁路而来的俄国“第一冲击波”,杀灭了大部分东北虎:在十九世纪末,每年猎杀的数目为100头。而且,据巴衣科夫透露,在20世纪初,除了在中国东北境内猎虎之外,俄国猎人每年还会在俄境内的阿穆尔州及滨海边疆区打到25头左右的老虎,朝鲜境内每年也大约有同样数量的老虎被杀害,而这些老虎经处理之后,最终也基本上会流向中国内地的大城市。
  疯狂的猎杀加之生存领地的丧失,让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少。1912年,俄国猎手仅打到了约60头老虎,而到了1940年时,就连俄国境内的老虎,也仅余30…40头左右了。1947年,苏联正式宣布禁止猎杀老虎。
  苏联政府禁止杀虎十二年之后,1959年2月,东北虎也被中国林业部列入首批“稀有珍贵鸟兽”名录,但是此时中国成年东北虎的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并且每年仍有十到二十只东北虎被猎捕。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建国后超过了26人/平方公里,按照东北虎的习性,即便此时人们不再捕虎,它们也会倾向于“远走他乡”。 如今,中国的东北虎数量已经不足20只,但是这一种群仍有活力,因为在俄罗斯境内还有500只东北虎与中国境内的东北虎“走亲戚”。 ■
  1903年7月,“中东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不仅加强了俄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态势,而且也带给了中国珍稀动物——东北虎一场几致灭顶的灾难。
  在中国文化中,老虎不仅代表了雄性的魅力,还代表了权力和财富。杀虎取皮,并将老虎身体的各个器官分类出售去换个好价钱,成为了这些沙俄兵痞最大的梦想。
  虎骨通常会被当地药材店抢购,而虎皮进入到宁古塔、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的皮货市场,其中大量会流入到北京及天津等大城市。
  俄罗斯猎人每年通常都会在中国猎杀50…60头老虎,其中吉林省宁安县及珲春县等地,是俄罗斯猎人收获最多的地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科夫斯基一家。
  在20世纪初,除了在中国东北境内猎虎之外,俄国猎人每年还会在俄境内的阿穆尔州及滨海边疆区打到25头左右的老虎,朝鲜境内每年也大约有同样数量的老虎被杀害,而这些老虎经处理之后,最终也基本上会流向中国内地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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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文学
伴随着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的广为流传,以及各地打虎热潮的兴起,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各地出版社纷纷出版了一批“打虎文学”书目,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也都编排了各种“打虎曲目”。
  这些文学作品和戏曲曲目里的“虎”,一种是真老虎,一种是“纸老虎”,主要指的是官僚恶霸和美帝国主义。
  1950年在福建省闽清县成立的“刀霞打猎队”曾到多个地方消除“虎害”,他们的故事也被编成《当代武松》连环画,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几个省市的出版社出版。
  196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打虎故事汇编,书名就叫《打虎的故事》,书的作者霍松林在“前言”中说:“封建社会的官吏是地主阶级用以剥削民脂民膏的爪牙,因而把那些官吏比做虎,是恰当的,而且很形象。但如果扩大范围,把整个反动阶级的罪恶统治比作虎,那就更准确。”
  所以,打虎不仅仅是消灭一种“害兽”,打虎精神更是象征着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决心。“……拿武松说,他敢于打景阳冈的那只吊睛白额虎,和他敢于打腐朽的北宋皇朝那只穿袍戴冠的虎,都是同一种革命精神的表现”,霍松林说,人们都应该学习“武松、李逵那样的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牢记毛主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教导,勇敢地去打虎。
  “打虎”题材的戏曲曲目在当年更是层出不穷。长安书店1953年出版发行了秦腔《打虎记》剧本,内容是北宋末年的劳动人民如何英勇地反抗官僚恶霸;福建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了《打虎英雄赞》,里面有嘭嘭鼓、南曲说唱、竹板歌说唱等多种形式的词曲,内容都是讲越南人民如何打击美帝国主义。
  当然,最有名的“打虎戏曲”当属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选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为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何书彬 整理)
  >> 中东铁路,扎赉诺尔车站和车站铁路职员。图/CFP
  >> 2010年1月17日,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人们参加冬猎。图/CFP
  >> 1899年,美国纽约的豪华住宅。地上铺着虎皮。图/FOTOE
  >> 2006年10月22日,俄罗斯列宁格勒地区的狩猎人 。图/CFP
  >> 中东铁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中将。图/FOTOE
  >> 2010年6月12日,南京红山动物园,才做完眼科手术的东北虎追“球”最生猛。 图/CFP
  

“打虎英雄”的时代命运(1)
本刊记者┃何书彬
  华南虎①,这个曾广泛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西南乃至西北的老虎亚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一步一步走向了消失,在它们的身后留下来的,是寂静的山林。
  时隔半个多世纪,曾任湖南耒阳土改工作组组长的资朝阳仍记得当年打虎队打到老虎的场景:“(大家)手里拿着个大木头,把它原地抬起来,一看,就跟电视里面那个武松打虎差不多。”
  耒阳位于湖南南部,境内多是丘陵,并无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然而在建国初期,这里却是整个湖南“虎患”最严重的地方。
  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其中仅仅在耒阳,以“当代武松”陈耆芳为队长的打虎队,在短短7年间就打到猛虎168只。
  凭着“征服自然”的赫赫战绩,陈耆芳迅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被广为宣传,并在1957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如今追随陈耆芳四处追捕猛虎的打虎队队员大多已故去,见证过当年的那段历史的陈耆芳的长孙陈湘然也已74岁。回忆起当年打虎故事,老人家仍很激动。但是陈湘然从青年时代起,就再也没见到过哪怕一只华南虎。
  ■ 突发的“虎患”
  1952年春天,湘南的农民都沉浸在分了土地和山林的喜悦中。同是在这一年,湘南各县市频频传来“虎患”消息。
  先是在耒阳东边的炎陵县新坪村,人们惊恐地看见了饿虎下山。《炎陵县志》对此事的记载如下:“人们前去围捕,一虎竟叼起一人为质,偕另一只从容离去。”炎陵县山高林密,当地有很多猎户。老虎们肆无忌惮地下山,经验丰富的猎人们也不明白,不是一直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吗?
  此时湘南的山林虽然仍是连绵不绝,但是山上留给老虎的猎物已远不如以前丰富了。1950年,“土改”开始后,湖南各地掀起了开垦野岭荒地的热潮。同一年,为防野猪、水鹿到新开垦的田里“偷”庄稼,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令,号召猎手上山捕杀野兽,打死野猪奖谷一斗,打死水鹿奖谷二斗。本来就有着狩猎传统的炎陵人热情高涨,成立了数以百计的打猎队,对高山密林进行了地毯式的围猎。
  这一次围猎,猎人们并没有大规模地捕杀老虎,但老虎们却在山上找不到猎物了,饿肚子的老虎们不得不下山“碰碰运气”。为防饿虎伤人,炎陵县政府在1952年的谷雨过后,采取了紧急措施,封闭了县城的一座城门。
  在与炎陵相距不远的耒阳,“虎患”更为突出。1952年的一个秋日,陈耆芳的一个孙子到家对面的“百里冲”山下,看管自家的地瓜田,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回家。陈耆芳感到不太对劲,就赶到田里,却只发现了孙子留下的一只鞋子。狩猎经验丰富的他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孙子应该是被老虎叼走了。接着,他到山里去寻找,发现了孙子的一条残缺的“脚把子(腿)”——人已经被老虎吃了。
  时隔多年,陈湘然在耒阳夏塘镇莫浣村的陈家老屋里讲述这件事时,仍感到一丝恐惧。他说,被老虎吃掉的是他的堂兄。他爷爷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打虎,先后拜过好几个师傅,还跟一个衡阳的师傅学习过如何调配用以猎杀老虎的毒药。但是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里,陈耆芳打过的老虎并不多。
  孙子丧身虎口时,陈耆芳已经65岁了。悲痛的他连夜调配出涂抹在箭头上的毒药,发誓要杀死那只叼走他孙子的老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虎英雄”的时代命运(2)
年轻的耒阳县长杨泽芝在整个1952年也一直因为老虎而头疼不已。隔不了几天,就有一起老虎伤人事件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全年下来,耒阳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被老虎捕走的家畜更是数以千计,这让耒阳成了全湖南“虎患”最为严重的地方。
  在向上级报告后,杨泽芝组织了足有一个连的打虎力量。他们装备了轮盘枪、机关枪等现代化武器,像作战一样进山,要剿灭“四脚土匪”(当时湘南对华南虎的称谓)。但是在战场上的经验对于打虎没有丝毫作用,在山林里搜索了一个多月,他们竟然连一只老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卯足了劲,却一无所获,“武装同志”都急得大骂。在听过乡民们关于“打虎能手”的谈论之后,杨泽芝决定寻找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来担任打虎队首领。
  “高山打虎名声众”,陈湘然说,解放前他爷爷的打虎本领就已经在耒阳和耒阳周边地区广为人知。杨泽芝来到夏塘,拜访了陈耆芳,并带他到县城。
  当年年底,耒阳各界在县政府礼堂召开了打虎队成立大会,陈耆芳被公推为打虎队队长。凡参加打虎队的队员,政府每月补助300斤粮食。
  ■ “为民除害”
  就在陈耆芳带着打虎队队员在丛林里四处追捕老虎时,有关“虎患”的消息仍不断从湖南各地传来。沅陵、新化、安仁、通道乃至长沙岳麓山,湖南数十个县市都报告了老虎伤人的消息。
  时人的反应是“老虎集体疯了”,但是当时没人仔细想过这场“虎患”的真正原因。后来人们推断,是生态链的破坏导致了饿虎下山。首先是“土改”后对山林的大规模垦荒导致了野猪、水鹿等动物的觅食地减少,不得不与农民争夺庄稼。接着,炎陵等地对野猪、水鹿的地毯式围猎又导致了老虎没了口粮,让老虎不得下山觅食或远走他乡。
  陈湘然则认为,当时湘南的“虎患”之所以最为突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建国初期的湘西在进行剿匪战役。持续不断的枪声和炮声使得湘西的华南虎向湘南转移——这和国内外虎豹专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人群活动强度过大时,老虎会选择“搬家”。在部分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湖南的“虎患”首先从炎陵开始,却在耒阳闹得最为严重——炎陵的“全民狩猎”使得当地的老虎不得不到邻近的耒阳一带做“客”,导致1952年时耒阳的老虎数量比以往更多,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虎患”。
  各地消除“虎患”的办法都是快速成立打虎队。从1952年起,湖南各地陆续成立一千多支打虎队,耒阳打虎队是其中的一支大队伍,在刚成立时即有队员近百人。陈耆芳自己带了11个人,除了自制毒箭,还有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人人配子弹”。他们首先到夏塘和周边的乡镇搜索虎迹,设置陷阱,等待机会。
  陈耆芳可以根据老虎的脚印判断它的活动规律。虽然说任何一只老虎的活动都很谨慎,但是在陈耆芳这样的猎手面前,它们无处可逃。短短一年时间,陈耆芳就打了40多只老虎。
  每次打虎行动结束,县长杨泽芝就在县城为他们召开庆功大会。身为打虎队队员所得的物质鼓励,以及接踵而来的“为民除害”、“征服自然”等各种荣誉,让打虎队更加热情高涨。耒阳附近的安仁、永兴等县的精干猎手闻讯也都纷纷赶来,加入陈耆芳的打虎队。耒阳打虎队的“战斗”范围就更加广阔,耒阳周边地区以及和邻省交界的区域也成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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