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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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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日记里看到,蒋介石看《圣经》的步骤是非常慢的,偶尔看看,今天看一下《孙子兵法》,明天看一段《圣经》。他说,今天读《圣经》一节或几章,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是随便看的。他跟蒋夫人1927年结婚,结婚以后,宋美龄为了让他了解她的信仰,就把她在《圣经》研读班的那些资料拿来交给他。她说我自己都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被妈*得信耶稣的,现在为了蒋公,我就重新把那个时侯的笔记本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读,这对我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蒋夫人就觉得蒋介石是非常认真地在学习。
  1930年的时候,宋母生病,他就在日记上说,宋母病重,我为了要安慰她,回馈她,报答她对我的爱心,我决定受洗。他当时受洗,也当然是因为结婚这两三年蒋夫人带他学习,加深了了解。可是他受洗的一个动机,却是为了感恩,为了感恩宋母对他的爱心,对他的栽培。 在她病危的时候,让她高兴,所以他在家里就受洗了。
  你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此每天看圣经,日记里面就开始了,常常会有经文出现。《圣经》里面讲哪一段话,然后今天读经怎么样,今天祷告怎么样,今天聚会怎么样……这就表示这个人是蛮有诚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
  《看历史》:他的信仰是虔诚的么?
  宋曹琍璇: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也念过神学院,我看他基督教的成长,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了一些书,就是基督信仰的书跟黑格尔的辨证论,当他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的时候,对他冲击很大的。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他的信仰有挣扎。
  在1939年,他突然开窍。虽然之前他有去查经,有去聚会,有去做礼拜,什么都有,因为他从小是信佛的,他妈妈信佛的嘛,他的信仰里面还常常会掺杂一些佛教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以为的信仰是很好玩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就是上帝,我们要天人合一,耶稣就是天人合一,他想了一大堆的道理,比如儒家的孔子讲些什么,认为儒家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他前面讲的一大堆话,我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胡说八道,是他自己的一个假想跟幻想,他就是一定要牵扯在一起。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想法,他要了解,却不知道怎么了解,他就按照他已知的东西做了切入点,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到了39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看清楚了。
  我觉得他信仰的清晰,对于他后来49年失败后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49年那段时间,蒋介石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相继自杀,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他就常常在想,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自杀了。
  基督徒认为神是他的主宰,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就抢夺了神在我自身上的主权,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的,主权在神手里,你凭什么自杀。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在日记里面写,如果不是神要我负担起中华民族的这个使命,我情愿死掉。在后来,在48、49、50年那些时间,日记里随便翻翻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
  人总要面子,他从45年的顶峰,四大强国的领袖,那种光环那种荣耀当中,突然一下子掉了90%的江山,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人的面子总挂不住,可是他那个时候谦卑到什么地步啊,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在这里等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求神拿掉他的耻辱。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刹那之间变得怎么样,他那时候失控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蒋的日记里面,看到信仰对他多重要。而且他绝对不是为了婚姻的逼迫而信的,他不是那种人。当蒋介石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全然地投入,而且他信得非常清楚。

我眼中的蒋宋家族(4)
《看历史》:抗战时,汪精卫号称奉了委员长的命,或者达成了默契,跟日本和谈,但蒋一直没有松口,认为汪就是汉奸、卖国贼,日记里面他对汪怎么评价?
  宋曹琍璇:非常不好,从一开始就不好,他认为汪摇摆,觉得汪不坚定。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开始,他对汪就已经非常不满意。那个时候汪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就开始对汪不满意,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错误的。汪后来要跟日本人妥协,很多人都说蒋也讲求和谈,其实蒋从来不愿意和谈。他在日记里面写,今天我们跟日本人和谈,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跟对方和谈,对方是比较强的,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到时候说不定又来赔款什么的。如果我们得胜了,再来跟他和谈,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好处。他在日记里面有一句,说胜而不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
  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信,文告、广播给日本人,希望他们能够醒来,不要来侵略,在东亚彼此相邻的俩个国家,我们应该和平相处。他说我拒绝和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占优势,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会受屈辱。所以他决定是一定要打,可是要打,他希望有一个国际的正义制裁进到我们国家来,帮助我们。
  ■ 蒋经国,一位内心感性的人
  《看历史》:您所看到的蒋经国日记里面,他的形象与您之前所知的形象有什么不同么?
  宋曹琍璇:开始审阅蒋介石日记时,日记受损得很厉害,所以胡佛就先给我看了一些蒋经国的日记。
  看到蒋经国日记的时候,我就开始哭。在每一篇日记里面,经常看到他对家乡、对父亲、对母亲的思念。不管看到树也好,看到山也好,看到风景也好,他都想到他溪口的老家。他在日记里面就说,我是游子,真的是牵挂我的家乡。听说“*”的时候,把他的家里破坏得怎么样,他就说,我是个不肖子孙,都没有资格去返乡,去修复。他又说,父亲对他的期盼,他实在压力很大,他不想当“总统”,他说我愿意做一介农夫,日出而耕,日入而息,那样至少我还有休息的时间。你看到日记里面,常常写午夜一时约谁来谈,半夜一点钟把人家叫到“总统府”来谈话,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给我的日记是从1980年开始,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看前面的。我倒要看看在1975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结果是,(他)每一天都在哭泣中。我就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雄赳赳气昂昂,站在上面那么严谨的、很理智的一个人,经国的日记是十分感性的。
  《看历史》:80年代,台湾解除*、开放党禁与报禁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蒋经国日记里面,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呢?
  宋曹琍璇:我是看过,我也知道,但他的日记还没有开放。我就不谈他的日记里怎么写。
  从外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趋势,逼得他不得不开。我觉得他也认知了,这是一个民族必然要走的一步。经国是知道,那个时候可以开,绝对没有问题,他对他自己有信心。因为“十大建设”,他对整个台湾的贡献。虽然民进党后来否认,可是台湾从那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屿,能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真的不容易啊。在七十年代石油涨价的时候,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台湾一路窜上来,那是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开党禁也好,开所有的报禁也好,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另外他父亲一直对他有期盼。他认为,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的使命。很多人认为,经国先生在台湾的表现了不起,其实我觉得都是蒋介石已经布好局,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建设,他都尽量一直在保持,都要继续。所以经国在日记里面对父亲的这种怀念,对家乡的情结,与对中国整个大陆的一个使命感,是非常浓厚的。他对家里面的人的要求特别的严厉,他会骂家里面的人,骂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公开。他的日记会不会公开,还在研讨当中,因为他的日记里面有太多私人的事情。■
  >> 宋曹■璇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图/杜兴
  >> 1920年代,宋美龄和丈夫蒋介石、母亲等家人合影。前排右一是大姊宋蔼龄,中间是宋母倪桂珍。后排右一是弟弟宋子安,右二是大姊夫孔祥熙,左一是弟弟宋子良。资料图片
  >> 宋曹■璇的办公室,位于胡佛研究院的主楼“胡佛塔”的第11层,有朋友称她为“塔里的女人”。资料图片
  >> 1923年6月,蒋介石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时,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车站合影。资料图片
  >> 调阅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后,历史学者杨天石写出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等名著。图/东方IC
  >> 2009年4月7日,宋氏后人宋曹■璇女士一行,来到海南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的宋氏祖居寻根祭拜。图/CFP
  >> 2009年2月3日,重庆宋子文公馆修复完工,“原汁原味”亮相,优雅别致仍可见当年的气派。图/东方IC
  >> 1917年左右,蒋介石在南京明孝陵。1915年,他开始写日记,一天不辍地写了57年。资料图片
  >> 1927年,蒋介石与宋子文在上海合影。资料图片
  >>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的演讲风靡全场,数度赢得如雷掌声,最后全体起立热情鼓掌。资料图片
  >> 2003年8月8日,蒋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为第五代“小玫瑰”蒋得曦办满月酒宴,蒋家媳妇蒋方智怡(左二)带着长子蒋友柏(右二)、媳妇林恒怡(右三)、次子蒋友常(右一)、右子蒋友青(左一)及才刚满月的蒋得曦在蒋公遗相前全家一起亮相。图/CFP
  >> 1955年,蒋经国与父母合影。他曾是个向往共产主义的叛逆青年,之后选择蒋介石的路线。在台湾,他是蒋介石的继任者,父子二人的政治性格均具有争议性,但他得到的赞誉与肯定多过父亲。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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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珠笔:离书写越近  离艺术越远(1)
文┃陈泰然
  1888年,一位名叫约翰·劳德的美国记者设计出一种利用滚珠作笔尖的笔,这是早期圆珠笔,但他未能将其制成便于人们使用的商品。到了1940年,匈牙利的印刷厂校对工人比罗成功发明了现代圆珠笔,并于1943年7月10日申请了专利,1945年开始投入市场。圆珠笔与自来水笔不同,由于它使用的是干稠性油墨,油墨依靠笔头上自由转动的钢珠带出来转写到纸上,因此不渗漏、不受气候影响,并且书写时间较长,省去了需经常灌注墨水的麻烦,很快就在世界上流行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美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圆珠笔也随之传入中国。那时圆珠笔价格不菲,叫“原子笔”。因为美国在二战末期向日本本土投放两颗原子弹,促成日本早日投降,在上海话中,“原子”与“圆珠”读音相近,精明的美国商人携此余威,取了“原子笔”这个名字。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对于知识的推广和满足大众对于书写便捷的需求,有着很大的意义。在我们的印象中,钢笔是知识的象征——早年在中国甚至有人用胸前别几根钢笔来分别有知识的程度。钢笔在发明初期是很昂贵的,普通劳动人民根本承受不起,这种书写工具与人民大众的隔绝,其实代表了知识与大众的隔绝。在圆珠笔发明的年代,钢笔已经揭去了其神秘面纱,越发普及,但钢笔书并不那么方便——不仅不时要注入新墨水,还要担心渗漏,在特殊环境如高空下,还不能自由使用。而圆珠笔的发明实际上是彻底打破了知识阶层对于文化与书写的垄断,让所有人都有更方便书写的权利。
  圆珠笔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工具顺应了“方便”、“快捷”的时代要求,满足了更方便的“写字”的需求。从毛笔到硬笔(钢笔、圆珠笔、铅笔),书写工具不断改进,越发便捷,这其实是知识逐渐从士大夫阶层走进大众的反映,让常识和知识距普通人越来越近,但同时,也让艺术越走越远。对于圆珠笔,乃至硬笔和硬笔字来说,它让我们每一个人距离“书法”都更近了一些,但是仅此而已。
  中国2000多年的文明史,给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留下不少可供把玩的珍宝,书法就是其一。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与众不同的造字理念、书写工具的不断更新,再加上士大夫们的研习鉴赏以及后世文人的继承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体系”。之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在没有哪个国家对于文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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