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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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嘻笑着互相撕扯起来。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杈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当然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把钩子的“钩”口语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份”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
二
宁夏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秦代列入中央政权管辖，自汉代设“郡”，称为“朔方”。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项贵族凭借宁夏地区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以“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市为中心的“大夏国”，统治了现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部分地区近200年之久。“大夏”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王朝，与宋王朝和辽国鼎足而立，还以汉文字为基础独创了一套文字系统。“大夏国”公元13世纪被蒙古消灭。成吉思汗就死在发生在宁夏境内同“大夏”的战争中，所以蒙古人攻占这一片土地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把党项族人赶尽杀绝，彻底焚毁了夏王朝的宫殿陵墓，还丝毫不留地消灭了党项人创造的文化。辉煌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期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开始作为一个行省。到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消并入甘肃省，宁夏省全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有关宁夏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所有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和我母亲妹妹到了宁夏的黄河之滨，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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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有个镇北堡（3）
今天的宁夏首府城市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付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我们领路，就往银川市去求医。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而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条黑咕咙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市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唱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柳媚花妍莺声儿娇
春色又到人间报到
山媚水眼盈盈地笑
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青春年少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一样地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一样地轻飘
……”。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环城路的转盘中间。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入了“凤凰城”。4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1959年9月，宁夏从甘肃省划出单列为回族自治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了。成立自治区的那天夜里，我们劳改犯人还在田间“夜战”，一个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撅着屁股割水稻。想抬起头看看远处沉浸在欢乐中的银川市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就会招来队长一顿臭骂。我们明白了：这里，就在我们立足的这一方土地，究竟归什么地方管辖，它叫“宁夏”还是叫“甘肃”，都与我们无关了。
三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22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不论跑在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入死的命运。这段不解之缘。也不是在我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写作以后结下。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80年代，宁夏已非50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50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100万膨胀到近600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于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来看，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的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宁夏有个镇北堡（4）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对宁夏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被宁夏领导人和老百姓称为“宁夏之宝”，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镇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劳改释放，经过“低标准瓜菜代”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我万分侥幸地活了下来。公职早被开除了，释放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只能听从分配到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两个农场是紧邻，只隔一条渠沟（22年中我就在这条渠沟间过来过去，反复劳改反复就业），但场部与场部之间却有50多里远的广阔的田野，步行要六、七个小时。从劳改农场到南梁农场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说《绿化树》中所描写的相同。到南梁农场报到时已是黄昏，傍晚又被分到生产队。队长看我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风也吹得倒，再叫我到农田劳动等于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北方地区冬季不生产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萝卜白菜土豆这类可以储存的蔬菜窖藏起来，以备整个冬季食用。萝卜白菜土豆自己不会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监守自盗，首先偷吃起来。我甚至认为队长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贪官体会领导的意图相似。每天，进了菜窖，先用镰刀切满满一脸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炉子上煮。我的破脸盆既洗脸又洗脚洗衣服还用来煮菜，用现在的词汇可叫“多功能盆”。开始享受的时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里填，大快朵颐。吃了几顿就觉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发呕，才发觉盐对人的重要，难怪历朝历代政府都要垄断食盐贸易。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宁夏有个镇北堡（5）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桔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