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弧斗稍脚仿薨汀返挠渭牵倜恍垂黄泄芈糜蔚奈恼拢吡诵矶嗟胤剑既缭蒲坦邸！队伪樘煜隆吩又狙倚雌渭牵纠疵挥惺裁春眯矗艺獠幌猜糜蔚娜饲∏〈邮铝�10年的旅游业，把银川市郊的古堡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有知名度、最具规模的影视城。“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是宁夏最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不写说不过去。现在，我就把在旅游中遇到的趣事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到西欧，要从北京起飞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到阿联酋的迪拜，再到德国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可以转到要去的其他西欧国家。从北京到法兰克福一路乘的是“中国民航”，现在叫做“国航”的。转机后，乘坐的就是西方航空公司的飞机了。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法兰克福至奥斯陆我们转乘北欧的“联航”（KKK），开始供应北欧菜肴，端上来的全是生鱼片。生鱼片我们勉为其难地吃了，供咖啡时，除了炼乳、白糖外还有一个小包，拆开一看是两小片白药片。我与陆文夫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文夫用舌尖尝了尝，有点苦，说肯定是因为吃了这么多生鱼片后帮助消化的药物，于是我们俩连同严文井老师都用咖啡喝下去了，果然觉得胃里舒服了许多。从此，我们一行人在整个北欧三国的旅行中，每餐都在餐桌上找这种小药片吃。如果找不到这种小药片马上就有反胃的感觉。回国后，一直到国内也盖起了星级饭店，有了西方式的咖啡厅，我才知道那是“无糖”的甜味素，即“代糖”，专给糖尿病人和不喜欢糖的热量的人用的。
最出彩儿的是###才的故事。骥才的游记写的非常好，他的游记我都看过，但没读到他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两件事，今天我就将其公诸于众。我与骥才第一次去美国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4个多月，跑了不少城市。在美国东部旅游，芝加哥是必经之地，那是美国一个主要航空枢纽，机场大的令人吃惊。当时北京的“首都机场”只有廖廖几个通道，芝加哥机场却有100多个，密如蛛网，我们俩一句英语也不会，晕头转向可想而知。从机票上看，我们转乘的下个航班就快起飞了，这里我们还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大厅，好像进了迷宫。我只好仗着稍稍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一个人跑去找，待找到后回来再找骥才，发现他竟被两位漂亮的空姐用轮椅推着一路小跑。身高快两米的骥才穿着蓝色风衣，像美国影片里“中情局”或克格勃的官员，气派而又潇洒地坐在轮椅上，旁边还有个高大威武的警察当他的随从，提着他的行李。这样一直把他送进机舱，安顿他坐好。飞机起飞后我俩大笑，原来是骥才情急之下拿着机票跟美国警察说中国话，而这个可爱的美国警察看他哇哩哇啦地指手划脚，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残疾人一类的，立即找来空姐按残疾人待遇送他上了飞机。
骥才身高体壮脚也大，要穿48码的鞋，据他说在商品还很匮乏的时候，鞋是他最犯愁的事，非要到鞋厂去订做不可。到了美国爱荷华，我俩由中国留学生陪着到超市，这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百货公司”，这种“市场”称为“超级”当之无愧，货物琳琅满目，鞋类区域陈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骥才非常高兴，很快就找到一双适合他脚的尺码的旅游鞋，到收银台付了37美元（这种交款方式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以后，我俩游了芝加哥再到纽约，可能是跑的路多了，他的旅游鞋越来越挟脚。回到爱荷华，那位陪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又来了，骥才就很懊恼地跟他提起鞋的问题。那时我们都不富裕，37美元是很大一笔钱，花了这么大一笔“外汇”却被“穿小鞋”，当然心痛。谁知留学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可以换的，我俩都很诧异：哪有走了一个多月路，鞋都快磨破了还能换的道理？留学生问骥才原先售货的小票还在不在，骥才竟然翻了出来。“走！”留学生坚持带我们再去那家超市，我并不想买什么东西也跟着去看。到了那家超市，留学生拿出售货小票叽哩咕噜地跟售货员一说，售货员就请骥才到鞋类区再去找，看还有没有适合他的鞋。骥才找了半天没找到更大号的，怏怏地又回到收银台。而售货员居然向他道歉，说爱荷华是个小城市，这家超市是连锁经营的，在小城市的连锁店就没有在大城市连锁店的商品多，规格全，那表情仿佛比骥才还不安，一脸没有为骥才服务好的歉意。知道我们曾去过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售货员又说，其实你可以在那些城市去换的，只要有这家连锁经营的超市的地方，拿着售货小票到任何一个城市同一家连锁超市都可以退货或调换。最后，售货员数了37美元退给骥才，丝毫没有觉得顾客沾了便宜的意思。
作家出游（2）
这两件小事比《独立宣言》让我更深地认识美国及其市场经济。可能因为骥才后来没有从事商业活动而忽略了这类小事吧，然而对我“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镇北堡西部影城能一次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被评为国家4A景区，都与这两件小事有关。而且，在写小说《青春期》时，我写进了这样的话：“在市场上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著名女作家叶文玲1995年曾与我同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从台湾回到香港，在“购物天堂”当然少不了逛街买东西。跟女人逛街是很麻烦的，当时我觉得她婆婆妈妈地好像没有什么独自旅行的本领，走过一家商店想回头再找就找不到了，进了地铁辨不清方向，走了几步路就喊脚疼。可是，2001年我到意大利，在没有文玲的场合我却不经意地发现她独自旅行的本领。在佛罗伦萨，我与同行者阿来、邓一光到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的温州老板出来接待我们，知道我们是作家更为热情，说，他家不久前还住过一位中国女作家叶文玲。说起她，老板赞不绝口，佩服她有本事。原来，叶文玲一个人从法国到意大利旅游，刚刚上了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火车，就来了两个意大利小伙子说她坐错了座位，文玲别说意大利语，连英语也不会，只好拿出火车票来跟他们比划。两个小伙子看了票后，跟她道了歉转身就走得没影了，而她一转身，发现自己的包也跟着没影了。中国人外出旅游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包里，尤其是女士小姐。篮子掉地下，所有鸡蛋都打了。文玲的包里装有一万多美元现金和全部证件包括回程机票，身上一分钱（里拉）也没有，而她却并没有当场晕倒或嚎淘大哭，很镇静地游了威尼斯又回到罗马，找到中国大使馆解决了问题，平平安安回到杭州家里。后来我见着她，才知道浙江人乡情的浓郁，从她被盗以后，以下的行程完全靠在意大利的浙江老乡帮忙。如果说中国人遍天下的话，那么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肯定就有浙江人，文玲是浙江人中的知名人士，自然会受到照顾。但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又丢了通讯录，身上连打电话的零钱也没有的情况下，文玲也能找到浙江人，其克难解困的能力确实非凡。看一个人的品质不是看他（她）顺利的时候而是在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而且，我赞赏她丢了全部钱财和证件后还游兴未减，仍按原计划游了威尼斯水城。钱财失去了能再挣回来，旅游的机会失去了很难会有第二次。文玲不愧是“女中豪杰”。
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那是1996年夏天在匈牙利，我带着宁夏电视台的一个小组去拍摄《宁夏人在匈牙利》。恰逢布达佩斯纪念建城1000年还是2000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一夜布达佩斯市大放焰火，几乎全城人都跑到街上，人潮汹涌。我们乘车到预订的拍摄地点稍晚了一点，匈方接待人员开着车四处寻找停车位找不到，所有能停车的空地都停满了大小车辆。匈方人员只好把车横在别的车的屁股后头，叫我们快去快回，不然旁边的车主来开车我们的车就挡了别人的道，警察发现他违规停车也是要罚款的。我们三个中国人下车后，摄像和编导就赶紧找合适的地方取景架机器，拍摄布达佩斯千年难见的场面。我一个闲散的人就挤在人群中观焰火，一会儿，看见不远处有个卖冷饮的商亭，想过去喝杯可乐，可是冷饮亭前挤满了人，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出现三个身材魁伟的白种彪形大汉拦住我的去路。当中一人先用英语问我会不会英语，也是我自己显能，刚学会了几句英语会话就想试一试，回答说会一点（a little）。彪形大汉立即朝我摊出大巴掌，说要检查我的护照（check your passport）。幸亏我还算“游遍天下”，我想，我什么也没干，更谈不上违规，凭什么要检查我的护照？我也用英语问你们是什么人（Who are you？）？他们说他们是警察。我又说，那么，我要先看看你们的证件。幸好英语的passport既可做“护照”解也能做“执照”解，我还不知道英语的“警察证件”怎么说呢，反正就把证明文件叫“passport”吧。问我的大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的身份证似的纸片朝我一晃，马上又装进口袋。我只看见那上面有张相片，别的什么也没看清楚。这一下他们露了馅，外国警匪片我看了不少，西方警察向人出示的要么是金属制的警徽，要么是用黑皮夹套着的有照片的证明，像CIA或FBI那样。一张破纸片儿贴张小照片，皱皱巴巴的，连个封皮也没有，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掏出掏进成何体统？于是，我就起了调侃一下这帮痞子的念头，也从裤子后兜里掏出护照，比他们动作还快地在他们眼前一闪又揣起来，既结结巴巴又理直气壮地说，那好，我的匈牙利朋友正在停车场等我，请你们跟我到那里去，我会把护照给你看。总算三个彪形大汉听明白了我的英语，一个大汉拉了拉同伙的衣袖，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大概是“走吧走吧”的意思，撇下我扬长而去了。
作家出游（3）
事后我跟匈牙利朋友说了经过，匈牙利朋友直夸我警惕性高，说那种黄色的身份证是匈牙利警察局发给外国人的暂住证。为什么偏偏找上我呢？一定有偷渡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找他们买东方人面孔的护照，他们哪来护照？只有去偷或抢另一个东方人，如果我不小心给了他们，护照一到他们手就一溜烟跑了，在人山人海中你哪儿找去？
说起东方人面孔，一次在巴黎曾让我愤愤不平。1988年我曾在巴黎住了四个月。法国文化部安排我住在巴黎的“大学城”，常有在巴黎大学就读的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我房间聊天，有时也带我去观光。在“花都”观光，“红灯区”是必去的旅游点之一，巴黎有几处红灯区，我跟着留学生都“观光”过。巴黎法律是不允许妓女拉客的，“小姐”全站在红灯区的人行道边，外面穿着裘皮大衣，游客对某个妓女注视的时间稍长，她马上敞开大衣展示出她几乎全裸的身体对人一笑，不主动搭话。大多数游客包括女游客，都把她们当作巴黎的一道风景，看一眼就走。哪个游客有意，就走近跟她讲价钱，成交了带走，不成交“拜拜”，很有规矩，没见到拉拉扯扯叫叫嚷嚷的现象。过了些日子的一天晚上，领我观光红灯区的留学生跑来我房间说，现在法国电视二台正在播个访谈节目，值得一看，赶快把电视开开，我来给你翻译。我房间里有台电视机，等于摆设，因为我既不懂法语而且法国的电视节目以议会辩论居多，翻来复去讲个没完，我极少开电视，晚上时间一般就是埋头写作。这次打开电视果然开了眼界，原来是电视台采访巴黎妓女。巴黎妓女有自己的工会或叫行业公会，时不时还上街游行，抗议警察暴行、抗议社会歧视、抗议苛捐杂税等等，常闹出新闻。所以，这种有关妓女的节目在法国人看来没什么稀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是难得一见。
这次采访的话题是巴黎妓女对外国游客的印象。嘉宾当然是妓女，在电视里打扮得完全像个职业妇女，很斯文地坐在椅子上，一举一动中规中矩，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搔首弄姿的风骚。节目主持人是位男士，岁数不小，表情决无不恭之处，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与学者专家对话一样。通过留学生的同声翻译，我很快知道了这节目骨子里含有反美的意思。法国人在文化方面看不起美国人，我到法国不长时间就感受到法国人的排美情绪。此节目的细节我忘了，其要害部分大致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