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朱元璋祖宗三代的名字来看，他就出身于没有文化的农家，所以当乞丐也好当和尚也罢，都没有什么失落感，永远不会情绪低落，反正“失去的只是镣铐”，再折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所以才能总是顽强奋斗且能冷静应变，同时，内心里先天地猜忌知识分子和以“略输文采”而自豪。虽然后来他给死去的三代祖宗都封了尊号，在史书上仍不避讳使用“百六”“四九”“初一”这样乳名似的称呼。
明祖陵即使在水下浸泡了近三百年，出水后仍气势恢宏，残存的石雕石刻石人石马石道都表现出开国的马上皇帝的雄风。这些我都不想多描述，我要说的是：我们一行人走过石道，漫步到明祖陵正殿，即朱百六、朱四九、朱初一的衣冠冢时，我猛然感觉到这地方曾经来过。明祖陵是在清康熙十九年因黄河夺淮被洪水淹没的，直到公元1966年大旱才露出水面。现在别处都基本干了，墓穴的正殿因地基下陷成坑的缘故，还时时有堤坝外的洪泽湖水浸透进来，形成一圈小小的池塘。堤坝外涨水时它就大一些，干旱时它就小一些，池水清澈，能隐隐约约看见水中的三座墓门。我在池塘旁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这池塘同周围的景物是在我梦中出现过的。这梦是最近才做的，我又是个不吃安眠药就不能入睡的人，睡着后极少有梦，做了这个景物清楚且又无情节的梦，醒来后还对人说过，所以明白无误，完全可以肯定。梦中的情景常会在现实中再现，弗罗伊德也曾有过阐释，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可是这种再现偏偏在我回故乡重修祖坟时发生，不能不让我感到诧异而值得一提。
愧对故乡的山水，我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目的性很强，就为了重修祖坟以纪念父母，心无旁鹜，盱眙其他的名胜也没时间和心情去游览了，只看到祖坟所在地古桑乡的一小片田野。其实，我觉得它和我曾居住过的南京、上海、重庆甚至北京郊区农村的田野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一小块地却让我牵肠挂肚地非来不可，为什么？就因为那里面埋着的朽骨在血缘上在基因上与我还活着的肉体有牵连，不仅仅有心理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了。站在土包似的祖坟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微微感到幸运的是：经过那么多政治性与生产开垦性的人类活动，这三个土包居然安然无恙，没被铲除。联想到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过“祖宗有德”的话，不禁凛然，好象冥冥中有人告诫我不可做坏事似的。想想人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大自然、对外太空知道得不少，而对人自身却了解得不多，所以一谈到“人”，不可避免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可能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源吧。
在盱眙朋友和张氏后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将荒冢整修一新，并从河北订做一块大理石碑立在前面，上面我这样写道：
修缮祖坟记
《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追远”方能继承并发扬民族之传统美德，大而言之乃“以德治国”之根本，小而言之可解今人“我是谁”的哲学疑难。赐我身体发肤之父母，历尽颠簸，尸骨无存，令我常怀哀思。公元二千零一年初冬，我转道出生地南京来盱眙，见祖坟白草凄迷，侷促于田垅缝隙。幸古桑乡乡亲关照，尚有土冢三座隐于荒草野蔓之中，不禁悄然生悲而起修缮祖坟以寄慎终追远之意。先考讳国珍字友农（一九零九－一九五四），先妣讳陈勤宜（一九零八－一九六九，祖籍安徽望江生于湖北武昌）于此同受张氏后人纪念。呜呼！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
故乡行（5）
我从坟关抓了一把土带了回来，仿佛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根虚线连接着我和这里的土地。同时，我也比过去安心了一些，好象我为父母做了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似的。
排泄与喧嚣（1）
最近总结出了中国人到海外旅游举止不文明的十大表现，并且宣布了对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游客的限制令。不知道这个限制令如何执行，限制令不像病疫检查，在启程之前是测不出来的。有的人在国内好好的，到了国外旅游景区却犯了毛病，或是在国内不觉得这些毛病不文明，到了国外却变成丢脸的行为。总之，谁都无法预测一个人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何况，会不会有不文明举止又不能单纯以教育程度与财产状况来决定。我注意到，在国内大城市，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偶然进入五星级大酒店或是高档游乐场所，反而很谨小慎微、低声下气，举止乖张、旁若无人的倒是财大气粗的老板级人物和某些官员。可是，如不让这样的人物出国，旅行社就没生意可做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咱们出台的很多政令是难以落实的。
不过，说到随地吐痰和大声喧哗，我倒想起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中国文化特征。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把口水看作是脏东西，在某些场合，口水还有消毒作用。小时候，在乡下，被蚊子叮了，我奶妈就会吐泡口水抹在我伤口上，果然，一会儿就不痒了。大了后才知道全国如此，全民如此，口水是中国人的疗伤神液。吐口水更有表达爱情的功能，小时候读过这样生动的句子：“绣床斜倚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至今我还背得出，却记不清作者是谁，反正不是李后主就是柳永这样的高级花花公子。《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古典名著里描写小姐丫鬟的娇态，常会用一个“啐”字。何谓“啐”？和“唾”相同，吐口水是也。“啐”和“唾”是中国女性特有的撒娇方式，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也向爱人“唾”过，不然，到情人节满世界都是口水了。还有句成语叫“唾手可得”，也令我拍案，因为我攥了22年锹把子，口水能增加摩擦系数，我是深有体会的。到了“反右”和“文革”，口水更具有武器的威力，那时盛行这样的口号：“我们六万万五千万人民（当时中国的人口数字），一人一泡口水就能把美帝国主义淹死”，看看，口水已经超过导弹原子弹了。我在劳改时，口水、痰和鼻涕还能代替粘合剂，与胶水一般。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用面汤米汤粘东西呢？对不起，有面汤米汤的话早舔得干干净净了，哪舍得糟踏那样珍贵的命根子！我于1958年在宁夏投入劳改，我母亲住在北京，去世于1969年，我和母亲在长达10年间的通信，我的信封一直是用上述三样东西封口的。请读者别恶心，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恶心人。口水虽没把美帝国主义淹死，但还是可以唾到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身上。那时，把这些人拉出去“游街”，沿街的人向这些“牛鬼蛇神”挥拳的同时大吐口水及痰，一路上拳脚与吐沫同飞，蔚为壮观。对了，还有一句成语叫“唾面自干”，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极度智慧！我们正是靠这四个字才活到今天的。口水吐到脸上，连擦都不擦，你奈我何？我看，中国人丧失掉自尊心大概就是从“反右”和“文革”开始的。“唾面自干”四字大有学问，生命力极强。
口水和痰还是一种身份性象征。在我印象中，地位越高、越有钱的人口水和痰就越多。因为这类人离不了酒烟和女人，食物中胆固醇、脂肪、嘌呤的含量又高，肾和肺都有问题，“痰火”特别大。过去，中国人有种特殊用具——痰盂，相对应“痰火”的旺盛程度，痰盂的多寡表现出这家的地位高低和富裕等级。大户人家里每一对太师椅之间的茶几下必备一尊痰盂，床前更少不了。“有痰必吐”早已是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尤其是老太爷，有了痰必须“一吐为快”。有道是“两不忍”：有屁就放，有痰即吐。痰和屁是决不能忍的，忍住不吐不放，“肺气”和“肠气”就会郁结而致病。李鸿章到国外考察，就因为找不到痰盂又不能忍，干脆把痰吐在克里姆林宫的地毯上。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档的痰盂是活人的嘴巴，主人咳嗽一声，奴婢马上张开嘴去接。这种现象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才绝迹。至于普通的痰盂，我们一直使用到80年代，后来，谁也没下限制令，不知怎么就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看，痰盂的历史可以做出一本书，最后一章就是中国人因失去了痰盂而不得不吐向世界。
排泄与喧嚣（2）
还有，你怎能不让中国人随地大小便？我们自小穿的就是开裆裤，自小就随地大小便惯了。大人喜欢小男孩，还常以摸小“鸡鸡”表示疼爱，不但弄得中国男人都有露阴癖的隐疾，还使我们对自己的“鸡鸡”特别关心。长大了进入学校（且不说至今还没有全面落实公民义务教育），学校只开设政治课却没有公民课，仿佛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我们只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却不太懂普世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起码的礼貌，小时养成的习惯延续到大、到老改不了。不是嘛？近年居然有使“鸡鸡”壮大的药物，每到深夜，电台电视台播的全是壮大“鸡鸡”和保护女性子宫的药物广告，好像中国人只在这个部位发育不良并且只重视这个部位。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可是也怪，电台电视台又恰恰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可见得我们下部问题之严重，以致药厂和电台必须联手以身试法来解危救困。当然，话说回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包括下部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爱下部却又忽视它的排泄功能，许多城市很难找到厕所，叫没有改掉习惯的人不随地大小便也难。好了，上级叫搞城市化了，不建厕所显不出政绩了，于是花几十万上百万建一个高档厕所，不仅比一般人家的住房还讲究，更让进城的民工花费不起，望而却步。民工找个背街撒尿，你又说他不文明、下流，你叫人怎么做人？我也搞不懂我们究竟是下部有病还是脑子有病。
再说今天被称作不文明行为的当众喧哗，其实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一扎堆就想闹出点声响来。“热闹”“热闹”，不“闹”怎么抒发出“热”来？非“闹”不行！中国餐馆最大的特色是备有“雅座”，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餐馆都见不到，即使开设在中国的西餐厅里也没有雅座。为什么？就是适应中国人爱闹的习俗。而在雅座里闹惯的中国人出了国没雅座可享受了，只好当众喧哗。还有，政府禁止过年放炮仗了，也非放它一响不可。大城市问题成堆，却少见哪一个议案提案像准放炮、不准放炮的议案提案那样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认真反复讨论的，可见闹些响动出来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下面的人“山呼万岁”，想象一下，“万岁”之声像大山一样扑面而来，喊得地动山摇，你在上面是什么感觉。所以，大声喧哗是从上面兴起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甚至过犹不及。现在很多人都忘了“文革”时中国人的闹腾，那时，你不闹、不“高呼”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文革”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表现欲，锻炼出中国人的好嗓子。今天中国人爱“闹”，实际上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写着写着觉得好笑，中国什么事儿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缘由，拎出哪一件小事都能写出厚厚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恰恰忘却了历史，好像什么问题都是当代新发生的一样。
。。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英雄”这个概念，可是中国人是把英雄和做大事业的人与领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崇拜圣人、皇帝、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具有高度文化权势、社会权势和政治权势的人物。不管什么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英雄了。尽管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也会被有权势的英雄发射的光辉所淹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不论你选择哪个频道都能看到讲述英雄故事的电视剧，闪耀着英雄的高大形象。电视在中国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很多人不看报纸但没有人不看电视，而几乎所有电视剧歌颂的英雄都是上面说的那种具有高度权势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拥有了高度的权势才会被编剧选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观众面前重演他们过去的英雄行为甚至是他们传奇般的神话。所以，中国人会想：要当英雄首先必需要有权势。
还有一种是官方树立起来作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的英雄。他们是从普通老百姓、普通士兵中产生的。这种“英雄”实际上是官方加封的一种光荣称号，服务于官方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官方整理修订后发布，这种人物的一生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失和性格上的弱点，好像天生下来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