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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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概谈（9）
然而，我还是很乐观的。近年来已经有些不少具有天赋的男女艺人开始用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用语那样“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了。先以天赋的特质打动人，通过商业炒作进入并占领市场后，最终不满足现有的一闪而逝的光辉，想尽力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使自身更加完善，这个过程在目前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已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在文化产业中大力吸引民间经济进入，文化市场进一步规范，文化产业取得更多的准入领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肯定会努力提高个人的文化水准，深入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从历史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中去吸取精神养料，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文化产品来。因为文化市场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产品的激烈竞争，经济的驱动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父母的严厉苛责，老师吓人的教鞭，领导的指示，政府的命令，统统不如市场竞争来得残酷。市场竞争会迫使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奋起直追。不然，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在竞争中你就会败下阵来，变成一名失败者。不久的将来，等表面的花样都玩够了，人民群众也逐渐成熟，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再满足于目前这些浅薄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艺术品才能占领市场成为商品。那时，你就得拿出真玩意来。
结 语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的文化产业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运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领先，更通过他们的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推行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国家的文化不是以其历史文化的悠久、丰富优于中国，而是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在全世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其他产业方面，也许我们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独有文化这一领域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在出口商品上，本土文化产品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我们并非要用本土性的文化对抗全球化，而是用本土性文化参与到全球化中使全人类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除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外，文化就是第二生产力，是生产高附加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坚定不移地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给民间文化产业以政策支持，全面放开文化市场，充分调动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能比其他产业发展的更为迅速，在更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在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有全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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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再说《大风歌》
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内部传达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已开放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可见社会的自由度。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可是转眼到1957年我却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当时看来如同“圣旨”，这决定了我以后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今天再读这首诗，不能不说我还真有点超前意识，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吗？并且诗里还预见到了“知识经济”的来临哩。改革开放后，我想我仍保持了那点超前意识，譬如“下海”和在新时期的一系列言论。当然，诗中也预示到“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大风歌》简直是谶语。
可是自《大风歌》后我再写不出诗了。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象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愤怒出诗人”）。真象只让人沉思和冷静。自经历了“皮破骨损”“满身伤痕”，尤其是1960—1962年与全民共渡中国可怕的大饥荒，我从劳改队的破停尸房爬出以后（见拙著小说《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使我情感产生波动，在瞬间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了。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此诗写于1957年4月，发表于《延河》文学月刊1957年7月号。那时我是多么热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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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2004年11月8日夜10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也就来了精神。她向我约稿，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忘记“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收获》策划了一个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她要每个作家朋友都写一篇回忆“文革”的纪实性文章，形式不限，长短不限，还告诉我大冯（骥才）答应写一篇《抄家十日》，述说在“文革”中他家被抄的经过。我说你这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文革”几乎使我们民族精神致残，现在讳言“文革”以致人们逐渐淡忘“文革”，正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的症状之一，如不治疗，还会干扰我们今后的历史。我一定写，一定写，决不再爽约。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昨晚通话中，听小林叫我写“文革”，开始时我却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我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难怪现在还要借希拉里的一本《亲历历史》来提醒自己。
骥才写了“十日”，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上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20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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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的很凶的时候，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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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3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通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需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士兵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让我诧异的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