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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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1926年3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支援省港*”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内心无比感奋。
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 想看书来
到黄埔去（2）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ё髁思蚨痰闹麓省Ｈ缓笥勺懿文背だ罴蒙钚潦氖Φ氖难浴＝芩玖钤诨嵘献髁顺て菟怠２渭诱獯蔚淅竦挠校褐醒刖抡窝５谒钠谘姹弦档淅瘢坏谖迤谘坏谝痪谝皇Γㄍ醪洌诙Γ踔牛坏谌傺＃诙α牛ɡ铌剑５碧煜挛纾狈ゲ慷蛹从纱蠡峄岢〕龇ⅲ剂撕浜淞伊业谋狈フ秸Ｊ导噬衔词氖Ρ狈デ埃谒木⒌谄呔⒌诎司言诤险蕉贰Ｋ允氖鍪墙槭椭凹罢叫急狈サ囊鞘健Ｎ乙菜婊破椅迤谘渭恿苏獯未蠡幔慷昧苏庖宦≈氐某∶妗５笔蔽曳浅Ｌ煺娴劂裤轿蠢矗晕痪镁突嵝袢崭呱吹恿宋勰嘧撬婀蟮亟且黄饷鳌�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
北伐频传捷报
我们在虎门驻防的时期，密切注视着北伐战况。报上频传捷报，十分鼓舞人心。同时，我们从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闻。
我们北伐军的物质条件较差，枪炮种类复杂，战斗技术不高，但革命热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能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据当时参战的炮兵队的同学来信说：北伐军一面包围武昌，一面渡江进攻汉口。信上谈到北伐军攻占汉口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徐家棚按规定时间开炮，炮声一响，汉口电灯陡然熄灭，一时全市枪声，爆竹声四起。驻在汉阳的吴佩孚所属刘佐龙部约万余人宣布附义，转过来炮击汉口，驻守汉口敌军大乱，吴佩孚仓皇北遁，北伐军没费多大劲就把汉口攻克了。原来我政工人员，早已混入汉口市作工人运动，策动电灯厂工人一听炮声就立即截断电源；有的政工人员还充当黄包车夫，与黄包车夫联络好，一俟电灯熄灭，就从黄包车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标语四处张贴。在一片黑暗中，吴佩孚只听炮声大作，也不知究竟，骇得魂不附体地弃城逃跑了。敌人一跑，全市马上电灯复明。从这一侧面，说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协助支持北伐军进攻，是北伐军得以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证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工农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