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社会的启示:谁能拯救日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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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峒依吹娜撕土诰哟蚬泻羧说闹挥�24％，不愿打招呼的人占65％。而和邻居从不相识的人占52％，远远超过和邻居相识人只有13％的比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不合群，不愿意参加群体。根据同网站2008年3月的调查，一个人刚刚开始独立生活时感到寂寞和紧张的人占50％，基本上每天都和家里人联系的人占23％，等等。说明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既希望能摆脱过分亲密的人际关系，又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这样形成的新的群体，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体成员自我满足的表现，群体不会对其成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束缚，成员之间也可以没有相互约束的义务。群体成员具有空前的独立性。这种行为方式的盛行意味着传统群体社会的崩溃，新的个体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走向个体社会
走向个体社会是制度上改革的结果，也是价值观改造的结果。群体社会的崩溃不仅是制度和习惯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变革。日本社会走向个体社会是从八十年代的中曾根政权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各项改革开始的。
八十年代以英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以新古典派经济学的经济模型为基础，推行结构改革政策，促使经济主体进行自由竞争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长期以来，进一流名校，而后再进一流企业或者国家机关，那样一生衣食可以无忧的这种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格格不入，使日本的改革迟迟不能象英美那样开花结果。这种观念产生的基础正是日本的经济体制和日本式企业经营模式。
在日本经济体制以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关系为特征的，即政府给政策，银行给资金，所以企业可以安心投入研发，扩大生产。企业员工拼命工作为企业创造效益，而企业也对给员工的生活给予竭力保障，形成了终身雇佣的制度。这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赖关系，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信赖关系形成了日本的一种安全神话观念。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安全神话也开始崩溃。日本政府一边不断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一边着手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日本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改革研究会于1993年发表了《平岩报告》，其宗旨“在经济规制方面基本上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方面以自己责任为原则”成了日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基本纲领。1996年桥本龙太郎接任首相后，推行了行政、财政结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结构、教育等方面的六大改革，涉及了规制缓和以及财政重建、同时还推行了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极其壮大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些改革政策的推行使九十年代中期的桥本内阁时期成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政策转化的时期 。小泉纯一郎首相继承并发扬了桥本首相的改革路线，在2001年登场的小泉内阁的经济运营的基本方针中，重申了推进规制缓和及自助努力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就重建日本经济提出了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和结构改革的七项计划。 。 想看书来
导论 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9）
这些改革主张集中地体现在规制缓和、自由竞争和制度改革等方面。
规制缓和和自由竞争是表里一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规制缓和实际上是政府放弃了对企业运营的操控，同时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对企业的存亡也不用负责。1998年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实行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规制缓和和自由竞争的推行，实际上把日本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把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互相依赖关系改变成非干涉市场化的关系，是把基于长期关系的游戏规则改变为基于短期战略的游戏规则。
制度改革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涉及了从政府机关的行政改革到社会生活的财政改革等各个方面。
1997年国会通过了介护保险制度，敲响了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改革的战鼓。日本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把福利社会从公共服务改成市场化运作。此后，在医疗领域中享受福利的比例必须和自我负担的比例相符合等自助努力论越来越多，在提倡自己责任的前提下个人保险费用支出的比例逐步增加。
1998年金融体制的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公正、国际化”。取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事业业务领域的限制，引进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允许金融交易手续费的自由设定和国内外金融交易。在自己责任的原则下，日本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按照国际化标准修订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因此2002年《商法》的修订要求日本企业完全引进美国式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样在制度上对所谓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模式进行了清算。不仅传统的《商法》得到了根本性修改，而且有关民事、刑法也随之得到了大幅度修改。
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机能，减少官僚机构的臃肿，提高办事效率和除去组织隔阂的弊害，日本于2001年进行了政府机构的重组，把原来的一府二十二省厅的组织结构改变成一府十二省厅，大规模地削减了政府机构。政府放弃了护送船团方式的对企业运运营的操控，也缩小了对公共事业的运营，在新自由主义的分权主张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一步得到强化。
2002年以后，取消储蓄保护政策，实行国民个人身份号码制度都迫使日本国民开始真正地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对社会进行判断和选择。正如小渊惠三首相指出的那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个人已经不能旧态依然地埋没在组织、集团之中，个人必须发挥更多个人的力量。
表1 1990年以来日本政府的主要经济对应措施
政府决定时间 对应措施名称 投资规模
（万亿日元） 公共投资当年实际支出额
（万亿日元） 所属内阁
1992年8月28日 综合经济对策 宫泽
1993年4月13日 关于综合性经济对策的推进 宫泽
1993年9月16日 紧急经济对策 ？ 细川
1994年2月8日 综合经济对策 （注1） 细川
1995年4月14日 紧急？日元升值经济对策 約7 ― 村山
1995年9月20日 经济对策 （注5） 村山
1998年4月24日 经济对策 超过16 桥本
1998年11月16日 紧急经济对策 17（注2） 小渊
1999年11月11日 经济新生对策 约17（注3） ―5 小渊
2000年10月19日 为了日本新生的新发展政策 约11 2―3 森
2001年4月6日 紧急经济对策 ― ― 森
2001年10月26日 改革先行程序 ― ― 小泉
导论 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10）
2001年12月14日 紧急对应程序 约 ― 小泉
2002年2月27日 需要早日着手的滞胀对应措施 ― ― 小泉
2002年6月17日 关于推进当前经济活性化措施等 ― ― 小泉
2002年10月30日 为了加速改革的综合对应措施 ― ― 小泉
2002年12月12日 加速改革程序 约（注4） ― 小泉
2008年4月4日 对强化增长力的早期实施措施 ― ― 福田
资料来源：大和综合研究所
注1：减去所得税减税后为万亿日元。注2：包括永久减税要超过20万亿日元。注3：包括介护对策为18万亿日元左右。注4：包括融资和保证为万亿日元。注5：减去大震灾复兴等为万亿日元。
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化，也可以从日本政府历年的经济对应措施中看到变化。如表1所示，九十年代的日本政府的经济对应措施伴随了政府直接的资本投入，但是2001年以后，日本政府基本上只出政策而没有直接的资本投入。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日本政府不断地缩小了政府的责任范围，日本社会中的自己责任论则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己责任论的提倡源于1993年《平岩报告》有关“社会方面以自己责任为原则”的宗旨。但是，自己责任一词的流行却是因为一件不幸的事件。
那是2004年4月在伊拉克发生的3名日本国际志愿者和新闻记者被武装集团劫持为人质的事件。伊拉克武装集团以这些日本人为人质，要求日本政府从伊拉克撤出自卫队。人质的家属也从日本各地赶到首都东京，要求政府接受条件从伊拉克撤军从而解救被扣留的人质。日本政府没有答应这样的要求。结果在事件发生8天后，在神职人员的斡旋下人质被安全释放了。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热烈赞扬了这些国际志愿者，并认为解救这些人质是应该负的义务。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却唱出了反调，对这些国际志愿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给日本政府以及国民带来了巨大麻烦。大众媒体也和政府保持了一致，《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都在社论中严厉批评这些人质以及要求政府从伊拉克撤军的人质家属。认为这些人质给政府带来了麻烦，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时以自己责任的批判喧嚣尘上。作家星野智幸指出：在日本社会中，意料之外的多数人，没有把精力放到如何解救人质方面，反而齐声指责人质以及他们的家属，简直比武装集团更凶狠。但是，政府和舆论的这种指责得到了众多日本国民的支持，据《读卖新闻》的全国调查，有74％的人支持政府的态度。一直和西方媒体保持一致的日本媒体这一次受到了西方媒体的诘难。意大利和法国被扣的人质在回国时都受到总统和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的待遇，只有日本，人质是在一片指责声中回国的。
在这样一片指责声中，自己责任论开始盛行。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的现实，又使自己责任的流行增加了其社会基础。此词可以把成功的富裕者的现状以及更多的欲望正当化，也可以把失败的贫困者归结为自作自受。自己责任成为对社会两极分化追认的代名词。
自己责任是个体社会的重要标志。每个国民的安全和幸福不再依靠国家的保障，而是个人直接面对身体性、物理环境性、经济性、精神性以及知识信息性等各种风险，进行选择，承担风险，享受自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导论 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11）
自己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自己决定。也就是面对风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能够进行判断的各种信息。政府在减少对国民的保护责任的同时必须强化落实说明责任。而每一个国民必须在具有自己责任意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意识对事物进行判断，并且对这样的决定以及产生的结果负责。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人具有抑制自己的主张而首先考虑调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内部意见的倾向，日本社会并不提倡凭借个人知识和意识进行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行为。
从日本的决策过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明显特征。日本大到国会小到企业的决策通常寻求全场一致通过，即便是引进现代*制度，推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以后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这就使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在表决前必须通过艰苦耐心的工作来说服反对者放弃反对意见，从而在最后表决时可以形成全场一致的结果。日语中“根回”非常形象地形容了这种事先交涉工作如同地面下树根那样的细致和复杂。这种通过艰苦工作换来的全场一致并不能使反对意见消失，只是暂时的压抑。这表明为了群体必须形成一种的声音，个人的意见就只能压抑下去，至少在表面上要放弃个人的意见。这也是日本群体社会中一种典型的表现。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中，其最高决策机关的决策长期以来都强调全场一致这一原则的，“根回”是所有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必须要做的工作。
小泉首相打破了这种习惯。他在任命内阁大臣时不再按照自民党的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接受各个派别的推荐，而是独自一人决定。在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时，没有用“根回”来取得一致意见，而是用肃清的方式把反对他政策的人赶出去自民党。所有这些行为在政治家看来是“变人”的奇怪做法，但是这样的决策行为得到了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在2005年众议院大选中，小泉个性张扬的竞选方式再次获得胜利则说明了日本社会对这种新的决策手段的支持，群体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后一种典型形式决策形式也开始改变，这样，从观念到习惯，日本社会都正在开始接受个体社会的到来。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的结果，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行政改革”的旗号下缩小行政的责任，主张竞争机制使企业在自我责任的前提下，把风险更加直接地分配到个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