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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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律，这种局面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到本世纪中叶，日本皇统面临中断的危机。
鉴于这种形势，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修改现行的皇位继承法，2004年11月17日，执政党下属的宪法调查会就皇位继承问题，提出“依据皇室典范的规定，不问男女，由属于皇统者继承之”的意见。同年年底，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下令成立一个由资深学者、法律专家等十人组成的“关于皇室典范的有识者会议”，讨论修改《皇室典范》等事宜，会议的宗旨是，在充分考虑历史现实的状况、社会舆论的变化以及民众的普遍想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方案，使皇位稳定地继承下去。会议结束时，通过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表示：“我们已经研究了在皇室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皇位继承的稳定性。”日本的媒体对这份声明的理解是：日本如果要保持皇位的稳定性，必须承认女天皇的合法性。
其实，女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并不什么新鲜事，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的一千余年里，日本共出过八位十代女天皇，其中有两位曾前后两次登基。从历史与文化心理看，日本有较长的母系时代，据日本的创世神话《古事记》记载，天皇的皇太极——天照大神就是女性。因此对一般日本民众来说，天皇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在皇室出现“男荒”的情况下，由女性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据日本媒体的民意调查，70％以上的日本民众赞成女性继承天皇皇位，小泉政府正是根据这样的民意，考虑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
然而，随着女天皇呼声的高涨，反对的声音越来越激烈。就在皇位继承修改法案将要递交国会讨论的时候，包括自民党成员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纷纷行动，强烈反对女性继承天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郑重地警告人们：皇位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动荡，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如果处置不当，国家将会陷于“分裂”。一个由学者和文化人组成的皇室典范研究会，在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的宪政纪念馆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发出警告：“如果按照有识者会议的报告修改皇室典范，与其说有助于皇位继承的稳定化，倒不如说反而会动摇皇室的正统性的根本。如果诞生女性天皇的话，皇位的家族就将和天皇家不同。这是共和制革命的第一步。”2006年2月1日，反对女性继承天皇位的人士在东京举行*，一百七十名议员签署了一个反对通过新法案的跨党派呼吁书。而在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由学者和议员策划，一万多名日本民众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示威，反对女性继承天皇位，会上有人指责说：“那些建议修订皇室典范的人无视传统，企图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明仁天皇的堂弟友仁亲王，竭力主张恢复二战后被取消皇族称号的男性皇室成员的身份，或收养他们的儿子，或者恢复原来的纳王妃的传统，他表示：“日本的皇室绝对不能让一个女性来领导，这有悖于延续下来的古老传统。神圣的皇室继承法不需要人任何的变动。”
碰巧的是，39岁的纪子王妃此时再度怀孕，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保守派。借这股东风，保守派展开强大的攻势，并且取得明显的效果。据后来的民意调查，日本民众对女性天皇的支持率已降低了七个百分点。2006年9月6日，日本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人们期盼已久的小王子呱呱坠地，沸沸扬扬、持续两年的关于女天皇争议，随之画上一个句号，举国上下皆大欢喜。
一位有识之士曾断言：女性天皇如果成为事实，将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地震”。理由很简单：天皇的“万世一系”属于父系，而非母系。日本历史上尽管产生过十代八位女天皇，但她们都是在严格的父系体制下，或为皇后，或为皇女，在有男性皇位继承者的前提下摄政。而现代日本，天皇已是一种“君临而不统治”的象征，不需要女天皇来摄政。假如女性真的继承天皇皇位，父系天皇血统的纯洁性就无法保证，一旦天皇血统的纯洁性受到污染，神圣性就会打折扣，“万世一系”的皇统无形中就被消解，这条自古以来凝聚日本国民精神的纽带就有断裂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父系）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天皇”，一切有损于“万世一系”皇统的事物，都将受到严厉排斥，“女天皇”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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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感警报系统
1973年，一个名叫小松左京的作家写了一部耸人听闻的长篇小说，名叫《日本沉没》，轰动了东瀛列岛。此书出版后不到一年，就重版一百余次，发行量高达四百万册，打破那几年日本畅销书的记录。后来，此小说又被改编成广播剧，还两度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小说以写实的笔法，虚构了一个日本列岛沉没的世纪末故事：几位头脑敏锐、有正义感的海洋地质学家在对日本近年气候异常的跟踪研究中，发现了日本列岛将要沉没的征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质疑者有之，嘲笑者有之，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情地证实着他们的推断，内阁首相不得不向全国人民宣布：日本列岛将在10个月之内全部沉入大海中。于是，整个日本处于一片惶恐和混乱之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纷纷转移资产，想方设法逃往国外，内阁策划向世界各地输送移民，又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各种不同的对策。小说最后以日本列岛沉没在万顷波涛中而告终。
这样一部预言日本末日到来的作品，能在日本举国上下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说明了日本人超常的忧患意识。正如日本一家报纸在解释这种现象说的那样：“它准确地抓住了日本的社会现象”。
日本人似乎早已养成这样一种习性，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出来喊“狼来了”，制造一个日本即将崩溃的神话，叫大家紧张一阵。耐人寻味的是，即使狼没有来，也没人责怪那个放羊孩，大家警惕心依然不减。过若干时间，又有人出来高喊“狼来了”，大家又是一阵亢奋。因为这个原因，在日本的书店里，永远都晃动着那些触目惊心的书籍：《日本危机》、《日本面临挑战》、《日本的悲剧》、《日本即将崩溃》、《日本向何处去》等等。记得刚到东京时，第一次走进宽敞明亮的书店，看到图书广告上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书名和黑色感叹号，再看看周围井然有序的布置和丰衣足食的人们，真使人如坠云里雾中。
当你在日本待的时间长了，并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会明白，这些耸人听闻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日本人的一种特有的报警方式，就像日本的电视节目里随时都有地震、台风警报那样。日本人已经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凡事都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我的朋友向井先生就是那么一个人，尽管只是一家小西装店的老板，每次与我聊起日本，自豪的同时，总是带着忧戚，每当我对日本社会的先进文明表露赞赏之意时，他在首肯之余，总会给我泼冷水，不是指出日本缺少资源能源，土地少空间窄，就是天灾太多，最后总是这句话：“别看日本现在挺牛气的，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完蛋。”——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听多了，也让人觉得有点装模作样。
有一次向井先生问我：什么是八旗子弟？我如实相告。向井先生听了很感兴趣，甚至还有点高兴，于是我就反问：日本有没有八旗子弟？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连连摇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似乎我问得很不应该，下面的话更是让我感到悚然：“要是有，日本早就完蛋了！”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有这样强烈的忧国意识，不能不让人佩服。
不过日本人的“狼来了”有时有点小题大做。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糸川英夫的东京大学老教授写了一本书，就叫《日本危机》。此书以另一种方式制造了一个日本危机的神话，它从当今日本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各个方面，诸如石油危机啦，高科技弊端啦，高龄化问题啦，日本交响乐队演奏水平低啦，年轻人胸无志向啦，银行存款卡的防盗啦，等等，向日本人敲起警钟。其表述方式也颇为独特：你们说日本现在已经很富裕，我偏说富裕使日本人萎靡不振，精神空虚；你们说日本已是全世界数得上的老人长寿国，我偏要证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五十岁一代的社会精英正在大批死亡，山梨县的长寿村正在出现短命化；你们都说日本的高科技水平世界领先，我偏要指出日本的新技术都是从外国批发来的，韩国的高科技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日本；你们都说现在的日本人重视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流行网球、滑雪、美式自由体操、游泳、高尔夫球等等，我偏把它称作“体育公害”，并竭力证明：运动过度导致心脏病、脑溢血、骨折、还有车祸，带来短命化，而真正有益于健康的运动，是符合生活目的的身体自然活动，比如洗温泉啦、散步啦等等。在这些“狼来了”的惊呼中，固然也有一些涉及“危机”，但大部分内容只是对物质过剩的现代生活的吹毛求疵和锦上添花的期待，读了叫人有点啼笑皆非。
尽管如此，老教授的拳拳忧国之心，不能不令人感动。我想，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警报器，构成了一套性能极佳的超敏感报警系统，时时提醒日本人，不要得意忘形，要有杞人忧天的精神，防患于未然。
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1）
这一类事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对日本的警告。
1840年6月，大英帝国舰队的猛烈炮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最后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求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不但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它在日本朝野引起的震动，更是非同小可。当时，正是幕府政权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时期，全面海禁，只留长崎一地作为对外贸易交流的窗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日本对外界情报的接受和掌握。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的警报系统就迅速启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幕府政权当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报告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报告称作“和兰风说书”。通过这些风说书，有关鸦片战争的消息及时地传到了东瀛列岛。比如关于中国禁烟运动的消息，最早在 1839年的“和兰风说书”里就有，它这样记载：“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 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十九件，其中有一件《蒙问今为阿片一件》，是一个名叫周蔼亭的中国船主提供的，其中这样记述：由于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皇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付与大黄、茶叶作为赔偿，隐匿不交者，查出后处以死刑。英国商人共交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九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份报告叙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大致符合事实。
除了这些“风说书”，日本人通过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迅速获得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846年大陆出版了一部叫《乍浦集咏》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浙江乍浦地区文人们撰写的悼念本地的殉难烈士、声讨英军暴行的诗文。令人惊奇的是，这部诗集到同年十一月，就有了日本的刻印本，这种近乎同步的刻印速度，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重视的程度。
这些“风说书”和书籍资料通过那些担任翻译的“通事”和负责抄写的幕府文职人员传到社会上，迅速流布开来。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出现许多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其中代表作之一、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战争的场面，还介绍了英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告诫“海防志士决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视”。正文前的序诗这样写道：“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略）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笑。唯我神州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