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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你来我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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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周五还要去工作室做作业,忙着呢,你不能周六去呀?”我说。
  “不能,周六还能剩什么?哎呀,人家就结这么一次婚,人家在这里就你这么一个朋友,求你了。”肖梅恳求地说。
  我心一软,答应了。
  周五的早上,7:30肖梅就带着张太太来接我了。肖梅说的没错,第一天的减价就招来了多伦多想体面又舍不得出钱的新娘们。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冷风中新娘们虽然热情高昂,却还是冷得瑟瑟发抖。
  还是张太太有经验,带了保温壶和毛毯来。肖梅拿出从网上下载的礼服图片给我们看:“看好了啊,一会儿进去看见了,只要是4号的就拿下,千万别犹豫。”
  好不容易开门了,我们还是被拦在了门外。为了保证大家都能买上衣服,店里规定每十五分钟放一拨人进去。一个个新娘拎着白色的礼服从侧门出来,急得肖梅团团转:哎哟,别呀,那是我的样子呀……哎哟,又被买走一件。
  终于轮到我们了,一头扎了进去。礼服甩卖设在一个大仓库中,里面一排排地挂满了蒙着塑料布的白色礼服,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挂一挂的冻猪肉。
  我们分头翻着,找着,交头接耳着。结果是令我们失望的,衣服的样子不少,只是尺码都在10号以上,肥得连张太太都穿不了。看来在加拿大不胖都不行,胖了反倒有衣服穿,而且有质优价廉的衣服穿,外头一件千把块的礼服,今天花个几百块就可以拿下。当然,您要有合适的“身材”。
  肖梅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屁股底下顺手拉了一件落在地上的礼服,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4号!
  肖梅抓起衣服就喊我们,那礼服好像被什么东西拌住了,扯不动。我们闻声过来帮她,一撩堆在一起的礼服,一个女孩子没好气地探过头来,原来她拽着礼服的裙摆呢。那女孩一看就是一个中国人,死命地拽着礼服不撒手,好像命根子一样。
  “Do you speak Mandarin(你讲国语吗)?”肖梅还是探问了一下。
  “当然,要不咱俩抢这小号呢?”那女孩还是拽着。
  “哟,说中文的,让您受累了,我先拿的,你再找别的吧。”肖梅说。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掉到了地上才让你抢了去。我都找了一圈儿了,这小号儿简直就是稀罕物。”女孩说。
  “那你也不能不讲理呀,明明是我先发现的嘛。”肖梅急了。
  “你怎么证明是你先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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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婚纱(2)
两个人都坐在地上僵持着。张太太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和肖梅嘀咕着。肖梅凑近那个女孩说:“你是北京来的吗?”
  “对呀。”
  “哎呀,我也是,我们都是。你看看,不打不相识,咱们是老乡。”
  “就数北京人最不是老乡了,跟多伦多人一样,都是移民,没有亲切感。你看看人家上海人,湖南人都抱团儿着呢。就数北京人最不团结,要不这儿和我抢呢。”那女孩不客气地说。
  “是我不好,我这不是急吗?哎,小妹妹,你看看你比我年轻,要不你让让姐姐我,我下个月就要结婚。”肖梅嬉皮笑脸地恳求着。
  “哎哟,姐姐,您也同情同情我吧。我和我男朋友为了能在加拿大团聚,他先过来拿身份,再办我的未婚新娘身份。我们已经等了五年了,五年了,大姐。我们也是下个月结婚,不结婚我就得回去。”那女孩一脸的委屈。
  肖梅想了想:“要不这么着,我们一家出一半钱,我时间早,我先穿,然后干洗了给你。”
  “那可不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穿过的再给我,那不成旧的了,二婚的才穿旧的。不成,不成,不吉利。”
  “你真是,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我看你们经济上也不富裕吧,要不来这里干吗?我顶多穿几小时。这样,我出税,还负责干洗,总行了吧?”
  那女孩想了想,是挺合算的。在国外结婚,也就图个形式,要不是为了能有个婚纱照,和老公的几个同事吃个饭,反正自己也不是教徒,用不着去教堂,穿不穿婚纱也不那么重要,能便宜点儿算一点儿。
  肖梅的礼服搞定了,肖梅这个老抠儿,又开始为伴娘的礼服发愁了。
  “真不合算,买半天还是给别人买,我这个正经新娘的礼服倒是打折的。”肖梅又来烦我。
  我给肖梅想了个办法,买料子自己来做。虽然我没有缝纫的经历,但我毕竟是学美术的。我们在North York Centre(北约克中心)卖布料的店买到了处理的闪着光泽的淡紫色的缎子。我设计了样子,裙子长长地拖到地,上面用松紧带一穿,胸前又用松紧带一穿,吊了两根丝带,配了朵现成的绢花,结了。
  张太太替我缝了礼服,往我身上一套,不无兴奋地说:“真是太好看了,不比商店买的差。”
  肖梅也很满意,她前后左右地打量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什么:“宁宁,我看明白了,这礼服原来就是一个面口袋。”
  肖梅曲折地向国内的朋友们发布了要结婚的消息。 消息加上朋友们的想像力和女性朋友们的妒忌就变成了流言:肖梅在加拿大嫁了个秃头没牙的老头儿。
  不管怎样,肖梅终于结婚了,穿着她的白色礼服,像童话中的故事结尾——从此,他们开始过起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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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offer(1)
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利发表意见。当你宣布你找到了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问你是什么工作,就会像祝贺获得奥运会金牌冠军一样祝贺你。
  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咖啡夜,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我终于迎来了毕业前的Open House(毕业展示)。我换了身漂亮的衣服,还涂了口红,又沏茶又倒水地伺候那些前来物色设计师的“老总”们。 “老总们”吃吃喝喝完了却没有任何回音,说是今年经济不好。
  第一个面试,我是在毕业前两天接到的。这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小公司,“办公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去看了看,屋子乱得无处落脚,再看“老板”,穿得是一塌糊涂,说话更是语无伦次。他自己弄了个工作室,想找个设计师帮他干。我拒绝了他,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和一个精神不能确定是否正常的单身男子在家里工作。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变态狂的杀人现场。当然,我没敢当他面说,推脱说太远就匆匆告辞了。
  第二个面试,我是在毕业后第二天接到的。也是一家私人公司,人多了一个——两个人的小广告代理公司。Nancy(南茜)和Jack(杰克)是一对白人夫妇,Nancy是从波士顿移民过来的美国人,热情而傲慢。她每天不是抱怨这个就是抱怨那个,Internet不好用耽误她的生意了;女儿的学校埋没人才了;pizza(比萨饼)送晚了……她对任何人都有意见,骂她丈夫笨,说我复印纸用多了,甚至连她的猫都不放过,说它不敲门就溜进办公室。和Nancy只工作了两个星期,plain(投诉)的技巧就有长足提高。Nancy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Listen! I paid you!(听着,我可付你钱了!)” 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谁不是为钱而工作呀。要是看到别人向她投降了,她脸色一转,就开始抹稀泥:“Oh dear,let’s forget it。(亲爱的,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
  我不信上帝,但上帝的确在我厌烦了和Nancy工作后关照了我。
  第三个面试通知接到的那一天,我没有什么兴奋的,慌慌张张得甚至没有听清是什么公司,心想无非又是什么私人公司,也许这次人员可以增加到三个。我按地址在Queen’s Quay West(皇后码头西)下了车,Queent’s Quay Terminal像一艘远航归来的客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一束天光从乌云间穿透下来,好像天堂的福音。拾阶而上,身边簇拥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白领。大厅宽大明亮,双排的电梯奔忙着载客,这些都说明我要去面试的公司根本不可能是一家小作坊。
  我立时紧张起来,看一下表,离面试的时间还差十分钟,一头冲进一楼的洗手间,掏出眉笔和口红涂抹起来。天生底子好,没几下就变得光彩照人。我对着镜子说:“e on,baby! 机会终于来了!”
  面试的程序和我在外企经历的是一样的。先是人事部的一位女士问一些流水账的问题,诸如你怎样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呀?你怎样证明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呀?足足两大篇。我挤出笑容,把过去的工作经历夸大了十倍地描述着,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面前坐着的是个人才。我告诉她我以前是如何成功地举办了广告研讨会,吸引了一百多位客户前来(其实就来了三四十人,礼品倒是拿走了一百份,说是给同事带回去)。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妙语连珠地说服了老板接受了我的想法,从而挽救了项目,挽救了公司(实际情况是老板根本不屑一顾)。人到了国外,脸皮不厚也得厚,这里可没人让着你,只能是可劲儿地把自己说成一个驰骋疆场的英雄。
  接下来是出版公司副总裁的面试。他是一个很和蔼的法裔加拿大老头儿,名字叫Denis(丹尼斯),他居然还依着姓氏的发音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库切尔,乍一听,还以为是个新疆人呢。和库切尔先生的第一次握手,就让我有一种苍蝇看绿豆,对上了眼儿的亲切感。他看了我的作品后称赞道:“很好,Ginger;我很喜欢。这两个星期我起码面试了几百人。我可以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你是最好的,我喜欢你的作品,喜欢你的性格。我希望明天和后天就不要再出现更好的了。我会尽快通知你的,祝你好运。”还没最后拍板,他就已经带着我在办公室里和同事握了一遍手,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了办公室的设施,哪里是会议室,哪里是厨房。我笑了笑说:“您忘了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三次offer(2)
“Oh,是吗?”库切尔先生问。
  “女洗手间在哪里?”
  就这样我告别了Nancy和Jack而进了这家加拿大出版公司,成为了设计部的插图设计师。多年后,我有个机会和库切尔先生聊起那次面试我给他的印像。库切尔先生风趣地说:“Ginger,当我第一次在公司见到你时,我就在想,这个聪明的中国女孩子的英文真是糟糕,不停地说yes,yes,,Ok,Ok,哈哈。但是看看她是那样年轻,那样有才华,我有责任站出来帮助她,让她和我们一起工作,帮助她纠正发音,帮助她成长。这个聪明的中国女孩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的想法的!”那天我听到这话后热泪盈眶,心中涌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
  那天我刚面试完回到家,高歌就打来电话打听面试都问了些什么。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并告诉她很快就会接到正式的录用通知。高歌是我在一次讲找工作经验的讲座中认识的“同行”。都说同行是冤家,她这个半路出家的“同行”和我就更是冤家。她也是北京来的,极聪明极聪明的一个女孩。她老公在北京留守,就等她找了工作好动身过来团聚。她以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来了这里就改学了网页设计,所以就成了我的“同行”。
  惊讶过后,高歌开始奚落我:“什么?连你这样的专业居然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我小时候想学画画,我妈说那都是没文化的人才学的,早知道我也学了。”她的话噎得我直打咯。同一个地方,有着相同生活经历和起点的人在一起是最容易相互妒忌的。移民到了国外,好像革命后的世界,角色发生了转换,生活发生了转变,你瞧着我,我盯着你,任何一方在标尺上的升高都会招来落伍的痛恨。
  “你还不知道,加拿大没文化的人才好找工作,有文化的博士反而是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我说。
  “找到了就是好事呀!不过,宁宁,我提醒你,你这个专业是最容易失业的,炒就炒你们。”
  “你怎么知道?”
  “加拿大是IT的天堂,手工绘画迟早要被电脑替代的,你还是小心吧。”
  “哎哟,谢谢您提醒了,我计算机用的不比您差,我失业不失业的就不劳您操心了。”
  “对了,我打电话干吗来着?我明天要去downtown和朋友吃个便饭,想问问你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去?”
  “我哪儿知道什么好地方,我们出去就吃hotdog,喝饮水器里不要钱的自来水。餐馆?我连门都没进过。”我迅速地结束了和她的通话。
  鬼才相信她会从“屎嘎巴儿区”去downtown和朋友吃便饭,肯定是去面试,要不干吗打电话给我,问面试都问些什么。
  高歌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就是太好面子,处处都想高我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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