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天堂-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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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过上海的俄罗斯作家
——伊·冈察罗夫（1812—1891）
　　在圣彼得堡沃尔科沃公墓里，我又一次来到一座圆柱墓碑前。这是十九世纪典型的墓碑样式：一块草坪上，竖着一根黑色的圆柱，顶端托着墓主的胸像，前后左右围着铁栅栏。
　　墓主蓄着连到鬓角的胡须，双目炯炯有神。他在这里耸立了一百多年，见过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就是俄罗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冈察罗夫。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三件事。一件是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一件是他是俄国作家中第一个到过中国和写过中国的人；另一件是巴金的哥哥李尧林的墓碑上刻了冈察罗夫的小说《悬崖》中的一句话。
　　冈察罗夫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三部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他本人把它们看成是一部“被一条共同的线索、一种首尾一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三部曲。
　　冈察罗夫在俄国文学中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奥勃洛莫夫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养尊处优、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实际工作的人的代名词。
　　冈察罗夫自幼对旅行怀有兴趣。长大成人，已写出一部小说之后，1852年，他碰到一个好机会：俄国海军上将普嘉京率领俄国舰队到世界诸国去谈判，需要一位善于写作的人当秘书，冈察罗夫被选中，那一年他四十岁。
　　1852年（清咸丰二年）10月7日，普嘉京等一行人，乘坐三桅战舰“帕拉达”号，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特起航，经过波罗的海、北海，接着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越过印度洋、太平洋到达东方诸国。一路上航行一年多时间。
　　1853年6月14日“帕拉达”号抵达香港，停泊二十六天。冈察罗夫根据所闻所见写成《香港》一文。8月10日战舰到达日本长崎。普嘉京海军上将到各地进行谈判，这时闻到俄国和土耳其可能发生战争，俄舰掉头开往上海。
　　1853年11月23日冈察罗夫从长江口随同战舰上的人员改乘商用帆船，前往上海——中国近代首批开放的口岸之一。
　　他来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之间。他亲眼看到英国殖*义者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用鸦片商业毒害中国人民，欺压百姓。他到过英、美、法的租界地，出席过美国领事馆的宴会，也参观过中国人开设的饭馆，到过近郊、码头，观察了农民、水手和搬运工人的贫困生活。他逛大街窜小巷，写成《上海》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是“商人”，是“出色的手艺人”和“工人”。他预言“这个民族注定要在商业上起重大的作用，也许还不仅只在这一方面。”
　　冈察罗夫到达上海那一天，正好是小刀会的起义军和清朝官兵进行激战的时候。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观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起义者。他的文字中对革命者有贬恶的用语，但他真实地记录下官兵的残暴，同时也看到小刀会起义者正进行的机智、顽强和英勇的斗争。
　　冈察罗夫虽然在上海只停留了二十二天，但他凭借敏感地观察深深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勤劳，他说“中国人是活跃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尽管赤贫如洗、肮脏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出主人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1853年11月17日战舰重返长崎。1854年8月，冈察罗夫改由陆路，穿过西伯利亚，经由伊尔库茨克等地，于1855年2月25日回到彼得堡，不但实现了他远行的愿望，而且还写成一部旅游记。
　　1855至1857年他在俄国刊物上分别刊载了游记《“帕拉达”号三桅战舰》，1858年出了单行本。该书在文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记，而是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冈察罗夫墓碑还使我联想到李尧林的墓碑。
　　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他们兄弟关系极好，一起离开四川老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大家庭衰落后，李尧林竭力担负养家的重担，用微薄的教学工资资助家业，为此一生未娶。李尧林学的是英文，毕业后担任中学英语教师，同时从事文学翻译。他根据英文译本将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悬崖》译成汉文出版。
　　李尧林逝世后，巴金将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用他的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还请钱君陶先生写了碑文。墓上是一本用大理石雕刻的摊开的大书，书上刻着李尧林译的《悬崖》中的两句话：
　　别了，永远别了。
　　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
　　巴金说：“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
　　没有想到，“*”爆发，巴金被关进“牛棚”，虹桥公墓给砸毁。墓碑搬光，尸骨遍地，李尧林哪里还能找到他的“真正的家”？
　　我从俄罗斯冈察罗夫的墓碑联想到李尧林墓碑上的碑文。一个是外国作家访问上海，一个是中国翻译家遗骨埋葬于上海，而使两者相隔百年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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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
——伊·屠格涅夫（1818—1883）
　　我终于来到伊凡·屠格涅夫的墓前。这条路我走了半个多世纪。
　　屠格涅夫是我学习文学翻译的始点。当我读了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散文诗原作时，它凄凉的情调很适合我未老先衰的心境。我试译了几首，寄给本市的日报，几天后，《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见了报，我第一次体会到意外的喜悦。那年我十七岁，生活在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学译的生涯。
　　1996年早春时节，我和朋友来到彼得堡，作了不到两天的访问，专程去了文人公墓。
　　彼得堡文人公墓又名沃尔科沃公墓，始建于1861年，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里埋葬着我们熟悉的很多俄罗斯知名作家与艺术家，屠格涅夫的墓也在这里。
　　屠格涅夫生平最后二十年长期居住在西欧。他在国外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朋友。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多的家是他常居住的地方。屠格涅夫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并赢得外国同行敬佩的俄罗斯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他的人格魅力都征服了欧洲众多同行。
　　他爱法国，更爱自己的祖国。他的作品无一不充满对祖国的怀恋。他最后一次回国是1880年，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雕像揭幕典礼。两年以后，他的脊椎癌病发，终于不治，客死异邦。
　　我出席过我国外国文学界在厦门举行的纪念屠格涅夫逝世百周年研讨会，听到很多同行精彩的发言。
　　我曾向许多前辈和同辈请教过有关屠格涅夫的问题。我也聆听过巴金老人谈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屠格涅夫深感兴趣的原因。
　　我翻译屠格涅夫传记期间，巴老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屠格涅夫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很有才华。我写小说受他影响不小。但他这个人有相当多的地主老爷的气味，晚年生活寂寞而且痛苦，颇似他所描写的‘多余人’。”（见1982年1月18日信）
　　屠格涅夫死于巴黎近郊布热瓦里，遗体运回彼得堡，落叶归根，安葬于沃尔科沃公墓。
　　一座绛红色的抛光大理石台，上边刻着屠格涅夫的姓名与生卒年代。台头处立着一座碑，碑的顶端是屠格涅夫胸像，胸像作者是女雕刻家约瑟芬娜·波伦斯卡娅。屠格涅夫在这座墓里已经安息一个多世纪了。
　　上午的太阳从背后射向屠格涅夫雕像，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可是他的生平一幕幕地时隐时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当年他的祖国人民为他举行的盛大葬礼的描写。
　　1883年10月9日上午11时。细雨蒙蒙。载着屠格涅夫遗体的火车徐徐开进首都的华沙火车站，那里早已集聚了无数的迎灵人。
　　正午12时，天空突然放晴。屠格涅夫的棺廓抬上灵车，灵车向沃尔科沃公墓慢慢开去，成千上万的花圈，用鲜花扎的、用丝绸做的、用陶瓷烧的、用银丝编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多达数万。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为一位作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葬。
　　沃尔科沃公墓当时还相当空旷。根据屠格涅夫的遗愿他被安葬在伯林斯基墓附近，以示他对这位评论家的感念。六年以后，另一位大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逝世。萨尔蒂科夫又在遗愿中表示希望能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屠格涅夫的身旁。就这样，在这个公墓里出现了一片文人墓，成为后人瞻仰的圣地。
　　墓啊，你让人产生多少联想，甚至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1996
　　

想喝一口中国江河的水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如果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不译成汉文，不改编成话剧，不绘成连环画等种种形式的作品在我国传播，小说的作者的姓名可能不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第四十一》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鲍·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的译者是鲁迅先生的战友曹靖华。小说写于1926年，译作完成于1928年，那时曹靖华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而拉夫列尼约夫正是列宁格勒人。当时小说译本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曹靖华同时将译文寄给我国未名社。
　　鲁迅先生曾对《第四十一》表示过浓厚的兴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一个月以后，他致李霁野的信中又写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然后即对当时上海滩的出版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很明显，鲁迅把《第四十一》归入“好著作”之中。
　　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和白卫军中尉俘虏的故事。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将俘虏押往前线司令部。途中他们所乘的船遇到风浪沉没。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被卷上一座荒岛，渐渐产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党帆船忽从远处驶来。中尉喜出望外，拟登船逃走。玛柳特卡的感情经过一番搏击，最后向中尉举枪射击，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卫军分子。
　　这是一篇政治性与艺术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在苏联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当时主宰苏联文坛的极左分子认为小说有问题，作者仅仅被划入“同路人”的行列。四十多年以后，到了60年代，拉夫列尼约夫的这篇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又遭到我国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讦。我记得当时内部放映苏联根据这部小说新拍的电影时，曹老说这部电影对原作小说有些改动，但还是一部好作品，然后气愤地说：“把这么一部好作品，说成是修正主义东西，太无知了……”他显然还有更多的话想讲，但在那种形势下，曹老只是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第四十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苏联其他作品一样，出版时受到种种阻挠，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单行本流传。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包围中，革命青年在钢板上刻印了这部小说。有一天曹老感慨万分地提及此事：“当时从包围中出来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并且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把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可见这篇小说对革命战士们的鼓舞作用。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时，作者拉夫列尼约夫应译者之邀为我国读者写了一篇序，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底曹靖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招待会上两位老友相见。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紧紧地拥抱，滔滔不绝的交谈，未能尽兴，晚间，拉夫列尼约夫又把曹靖华拉到自己家中去倾述二十多年的别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国再版时，作者再次写了序——《致中国读者》，他说：“……长期以来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以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的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