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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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风尘三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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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博学鸿儒科的征诏，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说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阁下，还不定怎样，说人家沽名钓誉。”另有一些人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做为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的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一段时期。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一时间，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也许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你会受到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去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是只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了碧月轩，找到了楚云儿。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仿佛心情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默默的调了调琴，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待到天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第三节 终南捷径（下）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的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