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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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这样的经历让别人看起来也比较奇特，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很自然：父亲就在邵氏公司任职，我可以说是邵逸夫先生看着长大的。我去日本读书的时候，他说：“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我想大概是他觉得我可以的。
小时候，邵逸夫先生就很喜欢我，我小时候留了胡子，他看了就跟我开玩笑：“我都没有留胡子，你小小年纪，留什么胡子。”小时候我和邵先生见面倒是不少，像父亲的生日，或者是我去父亲公司那里玩，都会见到他。不过那时候我和邵先生的关系，也说不上是“忘年交”，一定要说一种关系，也只能说我是邵先生雇员的儿子。那时候我也没有跟他做事情，只是觉得他很随和。
后来跟他做事情，才发现他很严格，做什么都要求我们做到最好。他每年都会来日本召开公司的集会，这时候我跟邵先生的接触才多了起来。邵先生喜欢到日本吃东西，他觉得东京是一个最好的休闲四五天的场所，那时候让我奇怪的是：他每次到了日本，不单吃日本菜，还去吃中国菜。我想吃中国菜在香港也可以啊，何必跑到日本来吃呢。不过后来我明白了，我发现他每次到日本吃中国菜，总是会点一个黄鱼来吃。因为那时候黄鱼在香港和大陆慢慢地少了，而邵先生很喜欢吃日本的黄鱼。
简单地说，我那时在邵氏的工作就是买片子。日本有了什么新影片我就去看试片，看完了之后我要是觉得这个戏很受欢迎，就把这个片子买下来寄到香港。在香港完成配音，然后再寄回日本冲印，冲印完了之后我再看演员的口型能不能对得上。其实那时候日本公司的规模也很小，只有五六个人。我只要对邵先生负责就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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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工作的后期，开始参与拍电影，做监制。后来就去了台湾，和古龙的交往就是从那一段时期开始的。我去台湾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古龙的作品《萧十一郎》，那时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拍什么戏都赚钱，对电影的质要求并不高，只要有量就可以。和古龙第一次见面就是买他的版权，古龙很能谈，天南地北都能聊得来。和古龙聊天当然要喝酒，那时候我正好也能喝一点，所以谈得很投机。后来倪匡和古龙交往的时候，我就回了香港，工作很忙，很多时候走不开。但是还是有时会和倪匡从香港去台湾找他喝酒，联系虽然比以前少，但是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古龙有两方印，就是我给他刻的。
（有人曾经问过你，倪匡和金庸的书你更喜欢哪个，你的回答是更喜欢金庸的。我想问的是，在交往上，这两位老朋友你更喜欢跟谁交往？）他们两个都好，两位我都喜欢。倪匡兄比较随和一些，我们年纪也比较接近，还在一块做过节目，见面比较多一些。查先生比较忙，我和他的见面要看他的情况。但是我在查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在历史方面，碰到不懂的问题，问查先生，总是能得到答案。和倪匡兄在一起就很放松啦，八卦的事情也会聊一些，花天酒地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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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书法是四十岁之后的事情。我父亲有位朋友刘作筹先生，是个收藏家。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一些他收藏的书画，看到后来，我跟他说，我想学篆刻。他说好，你要学篆刻，我给你推荐一位老师。
结果老师说：学篆刻一定要从学书法开始。我说我不喜欢书法。老师说那不行，书法是篆刻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没有办法篆刻。
写字是先从王羲之开始，然后是黄山谷，沿着这个谱系一直临下来，临完了之后，觉得哪个书家的笔画最合适自己，就拿来用。不过就是到现在，也不能说我的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要说吸收古人的笔意，我觉得我从黄山谷那里吸取的营养最多。
经常有一些餐馆邀请我去吃饭，对他们的菜进行点评，一般吃完之后，人家都会拿出纸笔让我写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只要他们喜欢书法，又看得起我，那写幅字跟签个名没有什么区别。等我的书法有了基础，老师才教我刻印。老师把汉代古人的印拿来让我模仿、琢磨，直到我刻了几百方印，老师才觉得我可以了。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没有捷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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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金庸、倪匡、黄霑和我称为四大才子，我其实很反感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就是四个很好的朋友。
黄霑现在过世了，虽然他在电视上那么随意，但其实他是个很拘谨的人，比如他做节目之前，会手里拿着小卡片背台词。我从来不肯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黄霑觉得要做就要做到完美。
倪匡、黄霑和我过去曾经在一起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倪匡喜欢泡夜总会，我和黄霑每次都去给他捧场，但不能总是让倪匡买单，所以去了几次我们就要回请倪匡。
那时候去一次夜总会，一晚上要花三万块钱（港币）。在十几年前，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我并不喜欢那家夜总会，觉得那里的女孩子不漂亮，酒也不是很好的酒，而我们三个人在那里聊的内容都很有趣，结果那些女孩子都被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3）
我就觉得很不划算：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一档电视节目，那样的话，酒商会拿最好的酒给我们喝，美女明星们都喜欢我们风趣的谈话，而我们还可以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
我把这个想法和他们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觉得不错，黄霑就去和电视台接洽，结果和电视台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那样的节目。也很奇怪，从那以后，香港所有的清谈节目都是三个人，其实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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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邹文怀先生刚好离开了邵氏，去创办嘉禾了，他一离开我就接上去了，头衔是制片经理。（制片经理权力是不是很大？）算是不错吧。（有些腼腆地笑笑）
倪匡口才好，其实我还是在文字上感觉好一些，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的性格都不应该去做什么电视节目，后来做惯了也就一个一个接着做下来了。
不过，我倒不觉得和人打交道很麻烦。做制片也有让我很喜欢的一面，就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处理几百个问题，我很喜欢这种状态，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有一次王宇在韩国拍戏，那边的制片没有经验，出现了很多困难，什么都不顺利，邹文怀先生就把我从日本调过去。当时命令特别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马上走，什么话都不要说，马上到机场买一张机票走。我连回家换身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到了韩国，处理完问题回到家，家里养的一笼小鸟都死掉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养宠物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们还要去养，就很不负责任。
那场戏的最后一场是下雪的戏，但是那几天又没有下雪。中国人的观念，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剧组里很多人都嚷着要回家过新年，王宇很着急。但是没有雪又拍不下去。我说：“好，不管花多少钱，买几卡车的白面来。”面买来之后，把面撒在山上，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拍出来后可以和以前的戏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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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倪匡演嫖客的事他肯定跟你讲过吧？（我想听你再说说。）
当时那个戏里有一个妓女是利智扮演的，倪匡又很喜欢利智，我说你喜欢就来客串嘛。倪匡的知名度很大，他来客串，大家都喜欢。
后来我发现电影其实不是很符合我的个性，但是当时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玩具，怎么玩都可以。比如说我很喜欢香港过去的一个叫池塘咀的很高级的地区，但是那个时代我已经错过了，没有办法去，那么我酒在一次拍电影的时候请了一个美术指导，让他把那里当年的一点一滴再现出来。包了一桌菜，菜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做的，酒也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我在片场享受到了当年的气氛。这都是电影带给我的。
电影虽然很好玩，但终究是团体的事情，完全不是个人的。那时候，我的性格是这样的，就是无论谁投资给我拍电影，我一定要把钱给人家赚回来。如果说我对艺术要讲良心的话，我对投资者有更大的良心。这样我就不能不顾投资人的死活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即使那样的话，拍出来也不能说那就是蔡澜的电影，因为拍电影要有很多人。拍电影不像写稿子，只要一张稿纸一只笔，没有几千万的投资，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下来就永远是自己的。所以，我就转向写作了。转向写作之后，我又发现我很会做生意，就一边写稿，一边做起生意来了。
侧记：
金庸说蔡澜：论风流多艺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
黄霑说蔡澜：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倪匡说蔡澜：蔡澜这个人写什么像什么。有一次，他冒了我的名字，把自己的剧本交给某制片人，结果对方即刻交了剧本费给我。
蔡澜很忙，忙他的生意。在香港，蔡澜的生意有很多：旅行社、茶餐厅等等。按照约定的时间，《中国周刊》记者在蔡澜的旅行社和他见面，门口是蔡澜自己的题字，苍劲有力，有黄山谷神髓。
见到蔡澜，他彬彬有礼，让座，倒茶，很儒雅。很难与他狂放的文字联系在一起。开始聊天，他竟然还有几分腼腆，有时候记者说了一大堆，他连说几个是是是就过去了。
“是不是因为在你的办公室，对着你的员工，你才这样？”
蔡澜说：“不是，我一向如此。”记者不信：“能与倪匡相交莫逆，怎么能是这样一个拘谨的人？”
正好他和倪匡有个约会，和倪匡熟络的记者要求同去：“我要去看看你在倪匡面前是不是真是如此。”
蔡澜狡黠地笑笑：“好。”
倪匡见了我，哈哈大笑，蔡澜也跟着笑：“他非要看来看看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说：文如其人，缪于蔡澜。
不信，且看蔡澜如何说。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1）
秦晖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秦晖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等等，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口述：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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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很偶然。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很难治好。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所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去了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在那里做完了眼科手术。直到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当时的手术在现在也是不容易做的。但是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做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中了。可以说，我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先天性视神经萎缩后遗症，一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的视力。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