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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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石砌的围墙和严密的警卫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群众隔开，他现在和群众都熟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遇到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爱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顺便又拐到社员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啊！”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了。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雨天井满，实际是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人用，要村里人也能吃上机井水。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可卫兵是奉命，彭德怀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一天，彭德怀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助一下。
吴家花园两邻的居民没有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时值困难时期，大家都摇头——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自己花了五六百元，买电杆电线，把电引到了两邻14户居民家里。
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彭德怀突然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这时，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卢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像指挥战斗一样，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随，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访。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得知，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妻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啊！”吴家花园内有几户工作人员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常叹气说：“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我不能白吃人民的东西。”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村民，遇有红白之事，他常常要去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致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却因此而增添了罪名。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全部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5个未成年的，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大侄女彭梅魁和丈夫张纯一常带着3个孩子到吴家花园来，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回京工作，也住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饭菜，为彭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彭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那是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梅魁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揽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彭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3个孩子摆好位置，彭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彭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为我给他们造成影响。”彭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
晚上，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她：“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下农村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但我实在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枉要到何时才了结呢？”
彭梅魁擦擦眼泪，安慰伯伯：“我不怕，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来看伯伯。”
要做到这一点多不容易呀。即令如此，当时的彭梅魁也想不到她今后为实践这句话，要拿出多大的勇气！但她确确实实做到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仍给彭德怀以亲人的安慰和照顾。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显得更加孤寂和冷清。哨兵的记录本上，日常的记载只是“晚饭后彭钢来了”，“早饭后彭钢走了”，“彭梅魁来了”，“……彭梅魁走了”。
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每当党小组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静静地散步，远远注视着开会处的灯光。他知道，这意味着已停止了他的党内生活。
彭德怀这个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现在是更加“特殊”了。不让他去听课讨论，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只由校领导偶尔来过问一下，而且总是3个人一起来。回去还要追记他的谈话向中央报告。
在1963年的一段时间里，他用了许多时间写《读毛主席军事文选笔记》。这一年，全国的经济形势继续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好势头。他再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仍然转回到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的军事上来。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希望根据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战略思想，总结自己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于是，在平静的生活下，他的心又回到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这件事情没有做完，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笔记，刚刚论及他亲历的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而且只完成了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两段。他没能留下他全部军事生涯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留下的只是他的作战部署、命令和一次次战争胜利的辉煌记录。
1963年底，彭德怀的三弟媳龙国英从彭家围子带着她的小孙孙到北京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家人和乡亲的问候。
就在这一年，中央专案人员到湘潭去调查彭德怀1961年回乡的“反党言行”，使乡亲们知道彭德怀再次为他们而获罪。1962年彭德怀回乡时曾给乌石大队数百元钱植树，1963年给乌石大队寄去两袋速长早实的新疆核桃种。这一切都成为彭德怀“收买人心”的罪状。龙国英含泪向彭德怀诉说这些事情，也高兴地报告彭德怀两年来家乡生产生活的上升情况。
龙国英打听彭德怀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的问题，仔细倾听彭德怀叙述他出国的经过。彭德怀申明：里通外国“绝无其事”，是对他的“莫大侮辱”。龙国英劝他：“还是归老还田罢！”彭德怀没有作答，脸上浮着一丝苦涩又执拗的笑。
龙国英回家前，彭德怀和她及小侄孙合影留念。自搬到吴家花园后，他一直拒绝照相。这一次，他和心中的彭家围子与故乡人民一起留下了最后的身影——苍老的，却依然挺立的身躯；倔强的、坦荡的，带着一丝苦涩的、沉思的笑容。
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严峻。也是这一年的秋天，他把《八万言书》的一部分手稿交给侄女彭梅魁，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包材料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彭梅魁接过纸包，说：“行。”彭德怀又叮嘱说：“这是我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又不放心地问：“你打算怎么保存它呢？”
彭梅魁想了想，说：“我把它送回老家，埋起来！”彭德怀点点头。
彭梅魁带着手稿回到湘潭乌石老家，将纸包放在一个瓷坛子里，封好口，埋在灶房的柴堆下。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彭家围子遭殃。彭梅魁担心手稿安全，即回乌石，和堂弟彭康志商量，由彭康志把手稿埋在乌石峰下楠木冲水库旁的山坡上。以后，彭康志怕雨水浸湿，又偷偷将它挖回。以后，彭梅魁再次返回乌石，将它带回北京，藏在自己家中。
1978年12月，彭德怀沉冤昭雪，彭梅魁将伯伯生前郑重托付的手稿双手捧交给彭德怀的老战友、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黄克诚。经16年的曲折，这份珍贵的手稿，在彭德怀逝世两年之后，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