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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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第33章 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便，而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①。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他接着说：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单位和地区有不少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紧张。”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并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明白了：主席今天的讲话是对着彭德怀那封信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30万人到嵖岈山公社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感到惶惶然。
彭德怀坐在座位上，听着毛泽东继续讲：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不指名地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驳。接着，把他的讲话推向高峰，气愤地说：“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提出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大家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之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批判，是同毛泽东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密切联系的。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认为，是为人民办了好事，群众是拥护的。他说，群众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们占农村人口的30％，加上随大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40％，合起来就是70％。他谈到“共产风”时，说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往哪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他还说：公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是好东西，可以解放劳动力，节省物资。我赞成积极办好。
对于大办钢铁，他说，1958年要搞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我看了很多讨论材料，大家讲还是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办得到。
对于当时的困难及其后果，他则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也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他还说，对于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
毛泽东通篇讲话的意思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公共食堂是在他积极倡导或热情支持下搞起来的，他还要坚持继续搞下去。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正确路线。谁反对这样做，谁就是“动摇”，就是有“方向”问题，就是反对正确路线。
毛泽东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讲话，就宣布散会。人们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心情沉重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失去自制。他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回答，使一向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在当时所写的一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还是有关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在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他又想，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几点看，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他也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辞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他还担心毛泽东的讲话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竟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严重程度。由此使他进而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尽管彭德怀这样想，但要让这个一向刚直不阿的人向不正确的事情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晚上在床上躺下，难以入睡，不时又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庐山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一直亮到天明。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件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料到。
到会人员都面临严重的抉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争辩，还是为照顾团结而进行妥协？由于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危害性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由于多少年来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养成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毛泽东的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