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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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向军委写了一份《关于随军家属增加情况的简要调查报告》，反映军队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由于实行薪金制时没有对军官结婚和家属来队加以限制，致使1955年以来随军家属、小孩和保姆人数猛烈增加。据统计，在 1956年第一季度，全军随队家属、小孩和保姆已有33万多人，到第四季度即剧增为60多万人，相距仅9个月，几乎增加一倍。在军事机关和学校里，军官和家属的比例，一般的达到1：2左右；在野战军里也接近1：1。由于家属、小孩激增，给部队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如住房紧张，医院不够用，儿童入托、入学困难，家属找不到工作，影响军官的工作和学习，军官调动工作顾虑重重等。更严重的是给部队行动造成累赘，影响战斗意志，遇到战争情况很难进行疏散和安置。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彭德怀阅后，感到这是一个有关战略后方的重要问题，立即批交军委会议加以讨论。在会议上，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些问题给领导工作带来的麻烦比正常业务都伤脑筋。彭德怀说，这确是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先把这份报告印发给正在开会的大军区组织部长会议讨论一下，然后确定解决办法。
8月12日，彭德怀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陪同下到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视察。主要是研究战争时期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问题，同时也考察了军官的随队家属问题。
对于随队家属问题，彭德怀在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的驻军直接了解了情况，同驻军领导商谈了解决办法。在大同的一个军部里，他到军官宿舍和家属进行了交谈。
一天早晨，他穿着便衣，一边散步，一边要服务员带他来到军官家属大院。军官们都出操去了，家属们有的在做饭，有的站在门口没事干。彭德怀便走到一个家属跟前同她攀谈起来。“还没有做饭吗！”他随便地问。
“我们是从食堂打饭，自己不做。”她答。
“你是哪里人？”
“保定府的。”
“嗬！大地方的！”彭德怀为了减少她的拘束，故意开了一个玩笑。
接着他便问她，在家乡干过什么工作，来部队住多长时间了，今后是长期住这里还是很快就回去等。另外还问了左邻右舍的一些情况。
这天上午，彭德怀同该军的领导干部谈了在战备工作上要注意的问题后，便同他们研究随军家属的问题。这个军随队的家属小孩约为军官人数的70％多，地方上群众对此也有些不好的反映。彭德怀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从战略上来考虑：现代战争是原子条件下的战争，是突然袭击，家属问题解决不好，一打起来就会闹出大的乱子，老婆哭，娃娃叫，部队怎么能拉得出去。他提出一个办法说，在大同附近有很多荒地，军队可以投点资搞军营农场，譬如组织10户20户家属到那里开垦一点土地，种点粮食，喂点猪，养点羊等。三、五年内逐步发展，使她们有点事干，逐渐把家安在那里，离开营房，情况就会好些。还有些家属本来就是农村来的，应当鼓励她们回农村去参加生产。军官可以每年回家住个把月，家属也可以来住个把月，一年有两个来月在一起，比牛郎织女好多了。地方上两地分居的干部也不过如此，多数军官和家属是会照顾这个大局的。
9月中旬，他在军委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大家赞成。后来他又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汇报。 11月间，陈毅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并决定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关于动员家属还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这一文件的基本思想是按彭德怀的意见草拟的，文件中也规定了可以留队随军家属的条件。此时彭德怀已去苏联访问。文件下达后，全军很快出现了一个家属还乡的高潮。12月彭德怀回国后，又研究确定校官家属可以留队，当时80万户随军家属中校官仅占3万户。到1958年1月中旬，仅仅3个月的时间，全军随军家属还乡的已达30多万户。彭德怀在1958 年7月军委扩大会上说，在青海建设家属根据地，战争来了，第一线部队的家属可以输送到那里去。9月，他回顾军官家属还乡问题时说，对军官家属的规定，要离开前线、离开营房、参加劳动生产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处理这一工作时，对于驻在后方的机关部队的情况照顾不够，对于参加生产的多种可能性考虑不够，偏重于“还乡生产”一种方法。有些远在后方的单位，本来有条件就地安置生产的，也一律送回原籍了。也有少数家属回到原籍后，因为一时无法安置，生活困难，又向部队倒流。他又说：“在组织军队参加劳动生产的时候，也就可以同时考虑军官家属的安置。凡是现在还未安置，或者安置不当的，除了参加到公社中去劳动以外，军队开办的各种农场、工厂和副业生产都应当优先吸收家属参加。在前线担负战斗任务或流动性大的部队，也可以师、团为单位将家属集中起来，在军队后方组织农副业生产。使这些军官家属就在那里安家落户，军官子女就在那里入托、入学、参加劳动。这样，比较复杂的家属问题，也就可以大体上解决了。
关于战略后方的工作安排，彭德怀计划还要解决战时内地的防轰炸和反空降等问题。为此他在军委工作的 7年中，己走遍大陆的绝大部分省市，拟逐省考察后进行专题研究和工作部署，只有广西和西藏两个自治区作了安排而未能成行。由于1959年8月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不得不忍痛离开军队，中断他对战略后方安排的工作计划。
第31章 “请为人民鼓咙胡”
1957年11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次年春节为《解放军报》、《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栏撰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②毛泽东使用的仍然是“大跃进”。
到了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把“大跃进”作为一次运动明确的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大跃进”这一提法仍然存在怀疑，但在发表文章和讲话时，却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不再使用“大发展”这一说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于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那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情况，毛泽东有20几次插话，另外还作了几次长篇讲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毛泽东的插话和讲话，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鼓舞着更多的人参加这种探索。
毛泽东还讲：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讲话的本身就充满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袒露胸臆说：“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①他感到，通过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彭德怀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他自己的热血也在沸腾。每到一地，他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①
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曾以虔诚的心情，拥护“大跃进”，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取得人们所向往的、震撼世界的成就。
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穆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