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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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金日成来到大榆洞，和彭德怀就朝、中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后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根据毛、金会谈的原则，双方商定：“中朝联军总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联军总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自此，中朝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
12月8日，志愿军党委对第三次战役如何打和何时打的问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敌人虽遭两次战役打击，但主力未削弱；敌人为防止中朝军队再次反击，除在“三八线”部署了约20万兵力外，还每天出动飞机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轮番轰炸。志愿军大部车辆被毁，物资被烧，几十万人的粮弹被服靠夜间突击抢运，不能按时供应。而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后，减员数万人，急需休整补充。为此，彭德怀于当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休整补充，让敌人占“三八线”，以便明春再战时歼灭敌主力。彭德怀在电报中又提出此役结束后，共需补充新兵6。5万人，请高岗加紧抽调；特别强调目前部队粮弹油盐鞋均不能按时补充，为争取对敌下一次决战的胜利，要求中央军委速派空军掩护后方运输线。
这时，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先在‘三八线’停战，然后举行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① 的决议。但彭德怀为执行毛泽东南进的指示，不予敌人以喘息时机，放弃了原来休整过冬的设想，经志司党委讨论，于12月15日电告金日成和毛泽东说：“决以六个军向开城、涟川、金化线攻击前进，求得在汉城、原州线以北歼灭一部美伪军②，得手后再看情况而定。”
志愿军两次大胜，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但速胜情绪也在各方面生长。有的人认为美军将速逃，要志愿军速进。彭德怀于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现已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发展顺利，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妥否盼示。”
彭德怀将上述问题报告毛泽东，目的是使中央进一步了解当时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客观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2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和作战部署，说：“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新上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受第二次战役中被歼的教训，在兵力部署上的特点是：将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8个师和土耳其旅部署在第一线，把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部署在第二线，集结在汉城周围及汉江沿岸的交通要道上。在东西全线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按计划撤退的姿态。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六个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协同下突击进攻，两路在兵力上均占敌人优势。
经过周密讨论，志愿军决定利用1951年新年敌军度假疏忽之际，于12月31日17时发起进攻。12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说：“前电示此役后，‘三八线’仍让敌占领。但须看此役结果。如能歼灭伪军两三个师及美军一部，估计敌人不仅不要‘三八线’，还有可能放弃汉城，退守南汉江。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而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汉城，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撤至‘三八线’以北，就粮整补等。妥否盼示。”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方案。
1950年12月31日，在朝鲜北部成川郡君子里一个大矿洞内，中朝联军指挥部格外紧张忙碌，但不是为了迎接1951年元旦，而是为迎接一场几十万大军投入的进攻战役。时针越来越向攻击时间接近，彭德怀低着头，在矿洞内来回踱步，第三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否得当，将在今夜见分晓。
下午5时，沿“三八线”两侧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突然，炮声震天动地，中朝联军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正在平壤附近举行新年招待会的金日成得报，当即举杯祝贺战役胜利，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向中国驻朝使节敬酒祝贺。①
这天夜里，风狂雪大，气温骤降。各军根据彭德怀预定的攻击目标英勇突击。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徒涉冰水迅速突破临津江，登上滩头，抢占了“联合国军”的炮兵阵地，敌人顿时慌乱一团，不战而逃。这次战役是中朝联军向预有防御准备的“联合国军”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自除夕之夜至元旦拂晓前，右纵队的三十九军突入敌人防御纵深10公里，四十军突入12公里。三十八军至元旦中午突入敌人纵深20公里。左纵队四十二军、六十六军攻占了敌方阵地。中、朝军队大胆穿插分割，英勇突击，将敌军整个防御部署打乱。
在中朝联军的攻势下，“联合国军”十几万人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深怕再陷于被歼之命运，1月2日开始全线撤退。彭德怀当即命令左右两路纵队乘胜转入追击。消灭了拼命南逃的南朝鲜一、二、五、六师和美军二十四、二十五师，英军二十九旅等零散士兵各一部。“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战后回忆当年向南溃退的情景时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呀！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①
1976年南朝鲜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则对美、英等国军队的溃退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驶。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开了。”
在中朝联军的猛烈进攻下，美、英、土耳其军和南朝鲜军队经过两天败退，溃不成军。1月3日，“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李奇微通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说他已下令于当天下午3时开始自汉城撤退，并由他自己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李奇微竟给第八集团军官兵下令：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其撤退，就开枪射击。
1月3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跑来向彭德怀报告说：“刚才收听到美国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出要撤离汉城的对话。”彭德怀立即下令向汉城进击。1月4日中午，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和人民军一军团占领了汉城。为防止敌人向汉城反攻，彭德怀决定一鼓作气，逼退汉江南岸之敌，下令以人民军一个师留守汉城，主力于5日渡过汉江。志愿军五十军一部控制汉江桥，主力抢占了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这时，彭德怀考虑不能追击过远，即电令中朝军队如敌继续南逃，则尾追至“三七线”即停止待命。中朝联军于1月5日到8日相继攻占金浦、横城、原州、骊州、水原、利川和西海岸的仁川港，一直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赶到“三七线”附近。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共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连续八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人1。9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中朝军队后方供应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乃于1951年1月7日夜断然命令左、右纵队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中朝联军一连串胜利的消息，由新华社即刻广播到全世界，中朝两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大字标题：《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载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和社论《祝汉城光复》。1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大字标题：《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同时刊登大幅照片《北京市学生、工人、妇女庆祝汉城光复》；1月7日，又以头条大字新闻刊登《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身为中朝联军统帅的彭德怀，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内人民欢庆胜利的消息后，却感到寝食不安，又喜又愁。祖国人民为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表现如此高兴，这对志愿军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但他感到国内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面临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他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光复汉城，因为敌我力量并没起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虽然前进了一百多公里，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主力部队，我们是一军（陆军）对敌人三军（陆、海、空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肯定还会反攻的，目前我军并无力防守，如果敌军重占汉城，我们可怎么向祖国人民交代呢？”
以后，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关押受审中，曾就当时他为什么决定中朝联军停止追击一事写道：“我军将敌驱至‘三七线’后，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共约4个师，又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从东线战场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总之，敌军一切一切都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以断我军归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①
彭德怀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追击，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但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表示不解。他们看到敌人南逃，认为只要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很快就会退出朝鲜半岛。而此时，在中朝两军内部轻敌速胜的观点也在迅速增长，一些人议论：“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等。
针对这种局势，金日成于1月10日到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与彭德怀讨论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问题。经彭德怀详细汇报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后，金日成和彭德怀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双方决定军队就地休整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