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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彭德怀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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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在黄陂惨败后,陈诚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有的3个纵队缩编为2个纵队,进行重叠作战。慑于红军威力,2个纵队各以1个师前进,2个师掩护,轮番推移。
  红一方面军得知敌军意图,以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方面推进,使敌前、后纵队拉开距离,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等部隐蔽在草台岗南部阵地,等候蒋介石的王牌军十一师。
  十一师恃强自傲,彭德怀告诉部队,“这一仗,就是要抓住敌人的傲气,还要先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他打下马来”①。
  当敌后纵队抵达东陂草台岗一带大山中时,与前纵队拉开90华里。彭德怀命红三军团一师一团派出1个连,带上红军游击队的袖标,夜晚出击先打上几枪,然后丢下一些什物和袖标,装成逃路的样子;红一师主力则抢先夺取草台岗的制高点霹雳山。不料派出诱敌之连与敌人一接触,被敌人傲慢的态度所激,竟擅自打起机枪和自动步枪来。彭德怀听到枪声,不禁大怒,一把抓起电话筒,警告一师师长彭绍辉说:若把敌人打跑,你要负完全责任。
  霹雳山是草台岗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只有占领主峰,控制住隘口,胜利方能有望。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均未攻下,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抓起电话筒高声说:“彭绍辉,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彭绍辉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原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的学员,接过电话后,即爬上山头战地指挥。彭德怀也即抵近前沿,命紧紧跟随身旁的军团司号长田长江吹起军号,命令一师迅速、坚决地拿下主峰。彭绍辉回忆说,这一次的冲锋号特别响亮激昂,他一听到号声,便知道是军团长亲到前线来了。在号声中,彭绍辉身先士卒,直向主峰奔去。一师战士齐声呐喊,紧跟师长猛冲。主峰拿下后,红军向敌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鏖战一日,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十一师师长萧乾被击毙,其残部逃至黄陂。
  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的左臂中弹被打断,成为独臂将军。彭德怀为此倍感痛心,全国解放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
  这次反“围剿”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到鼎盛时期。红军也迅速发展壮大,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余人,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
  蒋介石在南京接到陈诚惨败的消息,十分懊丧,在给其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的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往瑞金,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为代理军委主席,统率全国红军。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把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从两个方向打击敌人,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7月1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以后,红五军团十三师、红七军团二十师等亦编入东方军序列。福建军区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宁(化)、清(流)、归(化)军分区所辖的各独立师、团也统归彭德怀指挥。
  东方军入闽后,彭德怀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再攻嵩口、清流,调动援敌,在运动中消灭十九路军之七十八师。
  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九一八”事变后,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一月有余,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愤而弃职返里。当年底,十九路军调赴福建与红军作战,蔡廷锴升任总指挥。
  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位置十分重要。由卢兴邦第三○七团驻守,还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4县地主武装百余人,储备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各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据点,也是东方军向东进军的障碍。
  中革军委认为泉上仅是一小土堡,弃取与否,无关紧要,反对攻打泉上的部署,要求东方军不打大城市也要打县城,直接电令东方军只以一个团去打泉上。彭德怀据理力争说:“以一个团围一个团怎么行呢?”朱德、周恩来出来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致电项英说:“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建议依原“预定计划,有步骤的争取胜利,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经过反复力争,东方军得以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
  7月19日,东方军攻克泉上。军威大振,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条件。中革军委又迫不及待,命令东方军从北向南攻打连城,按地图标示的位置规定了攻城路线。
  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侦察人员到前线,亲自侦察敌军布置和连城地势,经过整整一天的实地调查,发现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规定从北向南进攻,红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十分不利,无法完成任务。急电告朱德、周恩来转报项英,提出攻打十九路军应以朋口为突破口,调动莒溪、连城敌人出援,于运动中各个歼灭之。经一再坚持,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得到批准。
  朋口在连城南50里,莒溪西北20里,位于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交叉处,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7月30日,东方军集中兵力从前后发动攻击。据守朋口和连城出援的两个团全部被歼。东方军占领朋口,为夺取连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连城原是闽西苏区的一个县,1933年初被十九路军侵占。守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悉所部两个团被歼,立即将驻扎连城部队收缩至城内,急电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唯恐区师被歼,急令弃城,撤向永安。东方军紧追不舍,急行160里至小陶,再歼其一个团。七十八师的惨败,使十九路军受到极大震动。东方军这次出色的追击战,得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表扬,赞其为“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记录”①。8月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联名致电东方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
  东方军未费一枪一弹,收复了连城,同时开辟了泉上、清流纵横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东征第一阶段闽西作战任务。
  不久,中革军委令东方军立即北上,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主要任务是:进攻沙县、将乐、顺昌、延平(南平)等地,开辟闽中、闽北新根据地,造成对蒋介石的威胁,创造中路军北上的有利条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东方军战胜了酷暑、疾病、缺粮、疲劳等困难,于8月26日攻占闽江上游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两个重要商港,击溃了刘和鼎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东征第二阶段的初战胜利。东方军占领洋口、峡阳后,将顺昌、将乐两座县城包围,主力围攻延平。被围之敌接连向福州十九路军告急,请求增援。
  彭德怀对东方军围攻下的顺昌、延平和将乐的地形和敌情作了详细调查,顺昌城三面环水,一面陆路,炮楼坚固高大,不便进行坑道作业;延平是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完整,易守难攻;将乐城也是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可以凭险据守。据此,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仍采用“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于9月初命令其六十师沈光汉部向永安开进,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向沙县集中,亲自率补充师沿闽江两岸向延平接近,以便增援。
  9月18日,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增援途中在芹山与东方军的一个团遭遇,在红军指战员勇猛冲杀下,号称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三六六团被全部歼灭,团长受伤被俘。红军创造了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消灭一个团兵力的战绩。
  东方军自1933年7月入闽东征以来,连战连捷。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发展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在闽中、闽北连占闽江上游重要商港洋口、峡阳。在实战中,彭德怀创造条件,调动敌人,围城打援,于运动中巧妙歼敌,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十九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交战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剿共”,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同时,十九路军是一支有“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①,因此,才想同共产党合作。
  当日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1933年1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十九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十九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十九路军接触,在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下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1时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十九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说: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十九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商品贸易,采取互相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罢工之自由;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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