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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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大学。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龙云，作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龙云对西南联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长的梅贻琦很是感激。龙云的孩子当时报考了联大附中，但没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贻琦走走后门，让梅贻琦关照一下破格录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梅贻琦对孩子给予关照。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主席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孩子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龙云一看梅贻琦这样坚持原则，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爽快地答应了。
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梅贻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华学生经常驱逐校长，但梅贻琦从来没被驱逐过，而且学生经常在集会上高喊“拥护梅校长”的口号。之所以能构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于他拥有着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意识，则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种体现。
梅贻琦特别廉洁，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决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早年在敬业学堂念书时，梅贻琦的成绩就非常优秀，颇受张先生赏识。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专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来，应周寄梅校长的聘请，到清华学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后，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先生听了以后有些生气，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没想到这短短几句话，不仅决定了梅贻琦一生的命运，也对清华的前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时梅贻琦26岁，张伯苓49岁。
随后，梅贻琦便遵照老师的指示，又回到清华园继续教书。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由于局势动荡不定，致使清华大学校长连续换人。直到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之后，才改变这种局面，并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张伯苓当年对他的教训却鲜为人知。因此直到1982年，也就是梅先生逝世20年以后，梅夫人才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抗战初期的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行来到冰心家。闲谈中，冰心当场创作了一首宝塔诗。这是女诗人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首谐趣诗。诗曰：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校长看罢不知何意。冰心作了解释。原来，这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先生的笑话集锦。“马”是说小孩子们把点心萨其马简称为“马”，一次，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买萨其马，吴文藻到点心铺里说要买“马”，结果闹了笑话。“香丁”是指有一天冰心在树下观赏丁香花，吴文藻从书房来到丁香树下，应酬性地问妻子：“这是什么花？”冰心答：“丁香花。”吴文藻点头说：“噢，是香丁花。”惹得众人大笑。“羽毛纱”是说一次，冰心让吴文藻为岳父买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吴文藻到了布店说要买多羽毛纱。店员听不懂，电话打到冰心家里，才知道吴文藻又闹了个大笑话。“傻姑爷”因此得名。最后一句则是冰心同梅校长开了玩笑——吴文藻这个书呆子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
梅校长一听也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校长先生以进为退，当场续诗两句。梅校长的诗是这样的：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到了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这天，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心血来潮，向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提出，要到她家尝尝梅夫人的拿手菜。这时梅贻琦早已囊中空空，为准备那顿饭，韩咏华把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及亲友们送给孩子的玩具和工艺品都从箱底翻出来，在大西门摆了个小地摊，亲自在那里叫卖。这些旧物一个星期才卖完，夫妇两人如愿以偿地请省主席夫人光顾寒舍，吃了一顿在顾映秋看来很简单的便饭。
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韩咏华沉默了半晌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再在糕上写点字吧。”梅夫人的定胜糕是跟一位上海老太太学的。这种糕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再加上白糖、豆沙，用一个银锭状的木模，把调配好的米粉装进去，蒸几分钟即可。
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最初她们做的米糕由西南联大总务处一位姓赵的庶务介绍，到城南的冠生园寄卖。后来为了多赚点钱，夫人们便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去叫卖。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蒋梦麟：开辟现代大学之路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北大“功狗”
在“五四”运动后期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主力的“六三”运动中，蒋梦麟与志同道合的胡适、汤尔和（当时的医专校长）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学生的挽留蔡校长（民国政府要撤免他）运动，鼓动蔡元培回北京复任北大校长。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大总统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则表示，只要民国政府答应不处罚学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国政府随即食言，并没有改变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于是，蔡元培复电民国政府拒绝返校复职。学生运动由此愈发猛烈。在强大的“挽蔡”压力下，民国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民国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可蔡元培在离开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不再回北大，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的时机。经过各方斡旋，由汤尔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的得意弟子蒋梦麟暂时去代理北大。在这样的情势下，蒋梦麟开始了他与北大前后近20年的关系。当时蒋梦麟年仅33岁。
当各方议定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蒋梦麟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于是，他提出两点意见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个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长；二是仅为蔡先生的督印者。当时尽管蒋梦麟只有33岁，却颇具谦谦君子之风。蔡元培对蒋梦麟提出的这两点都同意了，还交代蒋梦麟说：“前段日子，各界代表来杭州（蔡元培离开北大后南下于上海、杭州之间）每天都有几起，迄未答谢，你到北京后，可代我向社会各界致谢，说明我已有回北大的决心，对大学责任，我愿意继续担负完全责任。”之后蒋梦麟起程前往北京，临行前向蔡元培告辞，蔡元培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蒋梦麟颔首称是。
蒋梦麟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点。
就这样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的职务。蒋梦麟初来乍到，凭什么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脚？何况当初在他答应众人之劝代理北大之时，也并非所有教员都持欢迎态度的。在当时，门户之见、地域之见还是存在的。蒋梦麟对此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头脑从未发过热、膨胀过。在全体学生欢迎大会结束后召开的教职员会上，蒋梦麟谦虚地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他这么一说，反对者也不便于再指责什么了。于是，在校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的决议。看起来蒋梦麟不惊不险地在北大被认可了，可棘手的事情还在后面。一方面被警厅拘押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没放出来，一方面国会中还有人在觊觎北大校长一职。面对校内外的纷扰，尤其是民国政府官僚政客与旧势力的干扰，蒋梦麟本着《诗经·邶风·雄雉》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贪吝，走到哪儿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适、汤尔和、马叙伦等一班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向前奋斗，终于使所有在押学生得以无条件释放，暑期结束后，新学期顺利招得新生400名。蒋梦麟总算在北大初步站稳了脚跟。
暴风雨过去了，霁日重现，新的学期开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于是年9月20日到校，蒋梦麟向恩师蔡元培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十年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论是他赴欧美考察，还是因政府腐败愤而辞职，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上，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导下，蒋梦麟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北大是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这固然与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没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要逊色不少。但对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评说，真是不敢恭维。而认为自己的办事能力超过胡适，蒋梦麟的办事能力超过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对胡适说：“论办事能力，你不如我，论学问，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条狗；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但办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蒋先生是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