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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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婚姻苦与乐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的文人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1889年，也就是中举人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第一位夫人王昭。当时的婚礼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旧式结婚礼仪进行的。和大多数人一样，蔡元培在婚礼之前，从未与王昭见过面。
王昭是浙江会稽人，大蔡元培一岁，婚后两人的生活，并非如鼓琴之瑟，相敬如宾。由于王昭素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而且王昭花钱也极为节省；而作为丈夫的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非常讨厌王昭的一切繁琐之事，因此两人婚后经常会为一些很琐碎的小事而发生口角。
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待在妻子身边。就这样一晃过了七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
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是恭敬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时不时地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我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自己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啊？”而王昭总是很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习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前后，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古老的中国血脉。这促使身在文化前沿的蔡元培开始对婚姻和家庭进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结合自身经历写出了奠定其后来女权思想基础的《夫妻公约》，详细地说明男女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蔡元培决定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修复情感裂痕，让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事实上也是如此，蔡元培与王昭也维持过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奔波劳碌，身体虚弱的王昭在这一年因病离开了人世。刚刚尝到婚姻甜头的夫妻自此阴阳两隔。蔡元培悲痛不已，作联哀挽：“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不堪遗恨竟终身。”“天足将完，鬼车渐破”，指王夫人理解《公约》后，开始解放缠脚，破除鬼神迷信，不料却遽然去世，使蔡先生不胜悼亡之恸。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2岁。这时的蔡元培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了，故王昭去世以后，前来给他说亲的人络绎不绝。蔡元培虽与王昭不甚和谐，但故人已去，夫妻之恩却不敢点滴忘怀。为防媒人扰其清净，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他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份奇特的征婚启事，张贴于自家的墙壁之上。
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天足；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天足、改嫁、离婚”，这些骇世惊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消息传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他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做法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昔日的媒人们一个个吓得退避三舍。蔡元培的这份“征婚启事”无疑是向社会表示他要为自己做主，求得一个如意自由的婚姻。
1901年，蔡元培只身离开绍兴，到余杭办学，受友人之邀，去叶君府上做客。在叶君的撮合下，蔡元培结识了黄仲玉，并大胆追求，两人你情我愿，结婚的事情自然提上了日程。蔡元培要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忙坏了远近的亲朋好友。但蔡元培与黄仲玉商定，不在婚事上铺张，而且一定要免俗。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并且一扫以往的繁琐仪式，只举行了个小型的演说会来代替闹洞房。
蔡元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的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而且这种做法不仅标志着蔡元培思想上的进步，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新思想和新思潮的兴起。
1904年，蔡元培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他又加入了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他四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其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书中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蔡元培从最初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翰林学士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功不可没。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他出发之前，黄仲玉已经有病，但她力劝丈夫如期出发。可就在蔡元培到达瑞士的时候，传来了夫人去世的噩耗。蔡元培悲痛欲绝，含着满腔的泪水，写下了那篇不朽的祭文《祭亡妻黄仲玉》：“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变化。1921年蔡元培考察归来，一踏入上海，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但蔡元培却无心涉入这混乱的政局，并做好再度留洋、潜心治学的打算。此时，昔日故友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致电邀请他赴宴，蔡元培欣然前往。
徐新六设宴，却只有他们两个人。蔡元培觉得甚是奇怪，想这徐先生定有别事。酒过三巡之后，徐新六终于直奔主题。他笑问：“黄夫人仙逝之后，威廉（蔡元培的女儿）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一定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蔡元培有些惊讶，继而伤感地笑了一下说道，他已至暮年，何谈嫁娶！人生早算是灰冷过了，只盼过一段隐居的生活，远离红尘才好。
徐新六还待再说，蔡元培忙举手拦住说，好意心领，就不劳烦费心了。却不想这徐新六也是个倔强之人。一是他敬重蔡元培的为人，二是同情他的生活清苦，再者，提亲之事乃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亦是善举。几日之后，徐新六再约蔡元培，谈的还是老话题。蔡元培也非常感激徐先生的仁义之心，便应了他的要求，但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第二，年龄略大；第三，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
蔡元培心想这下可以把他唬回去了。没想到徐新六一脸灿然地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没问题，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第四是贤惠且极赋爱心；第五，相貌可人，亲切，勤勉；第六……”徐新六的这几个条件还没说完，蔡元培一下子就想起了近日一直伺候在身边的自己的女学生周峻，此时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无尽的往事之中。周峻虽是自己的学生，却也是个女子，三十好几的人了，一直待字闺中，倒不知她究竟是怎样的心思？看她的眼神形态，对自己颇是有意的，但言语之间从未表露，或恐是羞于启齿吧；儿女们若能得到周峻照料，也算是一种福分；这周小姐不仅聪明贤惠，而且更是才貌双佳之人，且等一等再说吧……想到这里，蔡元培就笑着说：“还是算了吧，我已是54岁的老人，不能再拖累别人，但我蔡某还是感谢您的这番美意！承蒙关爱呀！”蔡元培的心情非常复杂，但还是欣然接受下来。
自从徐新六做了媒人以后，周峻倒是不再接近蔡元培。婚期正在一天天临近，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最终走进了简朴而新式的婚礼，这也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和周峻的恋爱经过。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结伴而游，吟诗赏月。名震海内、叱咤风云的蔡元培，终于过上了恬静祥和的家庭生活。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一代宗师就这样静静地魂息香港。周峻把对蔡元培的一生之爱倾于一尊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其上刻有蔡元培所题之诗：
唯卿第一能知我，
留取心痕永不磨。
梅贻琦：大学真谛在大师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出任清华校长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没人愿意倒霉（梅）”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校长屡屡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文’》上是由于《‘人’》这些校长《‘书’》往往挟政治《‘屋’》势力而来，与清华历来盛行的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如罗家伦、吴南轩等校长是带着国民党的“政治任务”来改造清华的，乔万选任校长则是阎锡山的势力介入清华的结果。这些校长接连被师生们驱赶，甚至被拒绝进门。对待清华教授治校的“土制度”，他们都有点不太情愿。1930年罗家伦辞职后，清华经历过11个月没有校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由校务会议代理处理校务。鉴于文学院院长与理学院院长相继因事离校，教务长与秘书长又因校长被驱逐而先后辞职，原校务会议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教授会趁机向教育部争取到选择院长、代理教务长与代理秘书长的临时权力。这样，教授会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实际权力骤然扩大，一跃而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与评议会的全体成员，均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校务会议与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
清华校长“虚悬”，各方一时提出了许多人选。最让清华人期盼的，大约还得是与本校有长期关系，深入了解本校校风，并能将其发扬光大的人物。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一再物色，经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引荐，梅贻琦终于浮出水面。
梅贻琦恂恂儒雅，为人谦冲祥和，处事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他与清华的广大教师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并在教务长任上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华师生的认同。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他常称自己“无为而治”、“吾从众”，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他往往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折中定夺，让大家都能满意。这也就是梅贻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诀。因此他才能连任校长如此之久，使清华的事业日渐发达。
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据冯友兰回忆，当时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学的主要工作是传授和研究学术，有大师才能成为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为大学。梅贻琦曾说：“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