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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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作人再次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对于羽太信子，鲁迅、周母、周建人、许寿裳等人都评价不高，鲁迅甚至用张作霖的统治来形容弟媳对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对于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评价更是很低，认为她是导致自己两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谈谈周作人》中曾写道：鲁迅的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让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但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
周作人一生顾家，忠于信子，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对“多妻”、“娶妾”之类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责鲁迅、周建人“纳妾”（按：鲁迅未与朱安离婚便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同样未与羽太芳子离婚便与王蕴如同居）。
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谨遵妇道，苦苦支撑着，等待周回家。
解放后，羽太信子终于加入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其家中的徐淦说，因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但还是点头假装明白。周作人在一旁翻译，说羽太表示她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她便要发作。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人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
1963年4月8日，信子去世后一年，周作人在日记里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阋墙】
鲁迅和周作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一起翻译作品，一起到北大教书，五四时期，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两个法名正暗示了兄弟二人之后的失和。后来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中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周作人少时，晚上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经十五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周作人听，讲的颇为细致。后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还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鲁迅讲的故事，周作人已不太记得，只是大哥讲仙怪的情形却是他永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和周作人性格截然不同，鲁迅偏急、峻切，周作人散漫。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时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作人延医买药。得知周作人为出疹子后，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对周作人说，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当时会馆设施极为简单，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反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这出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而在鲁迅购物装修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着急，又此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八道湾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至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饮，大醉。”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于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交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指鲁迅，周作人在日记中已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发生了冲突，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在八道湾居住的川岛回忆，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川岛签下。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次日，鲁迅告知许寿裳昨日事件的经过。许寿裳说，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生前从未对人提及。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之事，流传有各种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试图勾引弟媳被拒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更有人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断交，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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