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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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揣测着自己怎么个“死”法时，突然听到房玄龄哈哈大笑起来：“快起来吧！按照你的说法，现在你来看我，正说明老夫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呢！”
就这样，原本尴尬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大家都哄笑起来，那位官员也不好意思地挠挠耳朵，跟着也笑了。
何为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便是！
房玄龄对于稳定官员队伍有多重要？说个故事就明白了。
一次宫中设宴，脾气火爆的尉迟敬德入席后发现一个他一向不大看得起的家伙居然席次还在自己之上，心中甚是不快。于是喝了点酒后就放肆起来了，跳下席位指着那人破口大骂。骂的内容，无非就是你算什么东西，居然坐在老子上边之类。尉迟敬德越骂越火，眼看着就要捋袖子上去打人了。同为名将又是皇亲的李道宗急忙前去劝架，不料尉迟敬德酒喝多了不认人，先把李道宗海扁了一通，差点把他的眼睛都打瞎了。当然后来尉迟敬德也被李世民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在当时那个名人辈出的年代，百官之间彼此不服气是极其常见的。上面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而房玄龄，起到的正是一个平衡杠杆的作用。他不偏不倚，公平正直而又谦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认真倾听他们提出的意见和抱怨，帮助他们化解困难和矛盾。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些风流人物的各种才能才得以形成一股向心的力量，推动着唐朝这辆大车隆隆向前驶去。虽然现在提到贞观，大家首先想起的只是魏征的直言进谏、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李靖的军事天才等等，房玄龄没有太多重大事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的的确确是贞观之治的大功臣，他的事迹，就叫做“贞观”。
说到房玄龄怕皇帝，与其说是“怕”，倒不如说“了解”更为贴切。
房玄龄从617年开始跟随秦王李世民，深知他的脾气。李世民堪称一代明君，但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的各项才能都很突出，但也自视甚高，容易着急上火；他虽可以暂时压制住自己的脾气，但也要找个地方发泄。
于是温和谦让的房玄龄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李世民的发泄桶，而老房同志也十分配合，始终遵循“三不”的原则：不争辩、不顶撞、不抱怨。
于是李世民越发泄越顺手，有时直接把从魏征那受来的气迁怒到房玄龄身上。老房也是，逆来顺受，认认真真听完领导的训话，等李世民骂够了，他就行个礼，转身继续该干嘛干嘛去。刚才的话，就当是蚊子在耳边哼哼两声，完全不往心里去。
老房不是没骨气，不是没原则。只因为他了解李世民的脾气，对于李世民的压力他感同身受：当皇帝整天要殚精竭虑地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得失，还常常要被人背地里骂来骂去，难免心理不健康。我身为宰辅，就多牺牲点吧，总比皇帝最后暴躁成性，胡作非为的好！
李世民可不这么想。你吃我的饭，拿我的饷，骂你两句咋了？朕还撤你的职呢！
于是一次又一次，李世民在金殿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骂房玄龄，临了还撂下一句狠的：“你给朕脱下官帽，回家老实待着！”
于是房玄龄继续谦和地按旨意摘下官帽，退出宫去。
回到家中，见老爷的官帽没了，家人无不大惊失色。老房却是十分平静：“把门口的路啊台阶啊好好打扫打扫，门、座椅什么的也都要擦擦干净，待会儿要有贵客上门。”
果然，不一会儿，李世民就在“龙旗招展、锣鼓齐鸣、人山人海”的架势下亲自来接老房回宫继续当宰相去了。老房呢，也跟平时一样，按规矩接驾，然后一起回宫。一路上两人都不提这事，仿佛根本就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种事发生多了，房家也习惯了。哪天一见老爷光着脑袋回来，得，又要来了。于是也不用吩咐，该扫地的扫地，该擦门的擦门，静候皇帝的大驾。说了这么多老房的光辉事迹，看起来他不过是个称职的好好先生，怕老婆怕同僚怕皇帝，天天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个和稀泥高手罢了。
如果你这样看待房玄龄，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房玄龄不仅在工作方面能力突出，在为官方面更是进退拿捏得恰到好处。总之一句话，老房办事，朕放心！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时，房玄龄就负责掌管秦王府的文案工作。李世民关于作战的书面报告完全交给房玄龄处理，自己根本看都不看，彻底的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战报还是家书，看房玄龄的工作过程都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不打草稿，立等即成，而且文字洗练，条理清晰。大领导李渊每次看完前方报来的文件，都深为其中的文采所打动，拍案叫好。时间一长，李渊就犯嘀咕了：我那二儿子虽说也颇能写文章，但战事吃紧。写这一篇文章得费老鼻子劲，他哪来那么多功夫？
后来，李渊才知道儿子手下还有房玄龄这么个能人，所有的报告和书信都出自他的手笔，不禁大为赞叹：“此人深知军政工作的要点与诀窍，每次替世民报告各项事务，都能准确抓住要领和我心里所关心的重点环节。虽然报告的是千里之外的事情，读来却像是有人详细地当面报告一样。”
有了这个水平，可以说，房玄龄即使其他一无是处，给人当个幕僚也早晚会出头。
贞观三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后，第一个专项任务就是监修国史。
这不仅要求房玄龄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还得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史学知识。当然这是个大工程，老房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贞观晚期，整个工作才告一段落。
史官的责任，应该是如实记录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给后人留下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评价得失。
修史最为壮烈者，当属春秋时齐国史官四兄弟。
当年齐国国君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偷情，崔杼一怒之下设计在家中杀死了齐庄公，另立国君，大权独揽。
然而，史官却在竹简上认认真真写下五个大字“崔杼弑庄公”。
崔杼一看就火了，因为如果照实书写，他势必将背负千古骂名，成为乱臣贼子的典范。于是他强令史官修改内容，得到的却是坚决的否定回答。
崔杼毫不手软，杀了史官，另外找人重写。
接替史官的是原史官的弟弟，依然五个大字“崔杼弑庄公”。
这位史官同样昂首就死。
第三个人是前面两位的弟弟，他看到了哥哥们遭受的杀戮，依然写下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庄公”。
崔杼简直要疯了，这些人难道真不怕死吗？杀红了眼的他暴跳如雷，下令继续杀无赦。
第四位史官来了，是前面三位死难者的小弟弟。一天之内接连失去三位至亲的他，看着手中提剑、一脸杀气的崔杼，含泪在竹简上继续哥哥们的工作——“崔杼弑庄公”！
这次，屠夫崔杼害怕了。这些文弱书生有着他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气节，靠杀人是压不住的。长叹一声后，他认输了。
“崔杼弑庄公”的记载，也因此被保留了下来。
然而，李世民在登上皇位后，开始担心自己先前做的事情会遭到后世的指谪，因此一直对于史书心存芥蒂。作为他最好的助手之一，房玄龄在“修”史的过程中，显然没有做到像当年的齐国史官兄弟和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而是给自己抹了黑——迎合皇帝的心思，帮皇帝抹粉。
这一切，只因为房玄龄是个政治家，而不是史学家。
当了宰相后，房玄龄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是该自己负责的工作，无不尽心竭力。这可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房玄龄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是：不让一件事情做不到位；不让一个东西被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事无巨细，只要和自己的工作有关，他统统亲自处理，日理万机。最后，连唐太宗都看不过去了，吩咐他说：“老房，你和老杜做仆射，不是给朕当苦力。应当要去多了解基层情况，为朝廷选拔人才。现在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哪有功夫去寻访人才？还有啊，不要搞得跟朕一样，以前那么标准的身材，现在天天坐着不动，连肚子都鼓起来了。你们几个可都听清楚了啊，以后常规的事情报告给尚书丞（尚书仆射的直接下级）就可以了，大事再报告给两位仆射。”
除了做事认真，房玄龄做人也是一流。如果他了解到某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就像自己也有一样的高兴。对于这种人才，房玄龄从不去刻意挑剔对方的出身和缺陷，而是人尽其才地帮助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岗位。
请原谅他在监修国史时的行为吧，这并不能抹煞房玄龄对贞观之治的巨大贡献。他就是唐朝的陈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像齐国史官一家的壮举，我们只能感叹和无比的钦佩。而房玄龄在政治上的杰出贡献，同样值得千年之后我们去好好地怀念。
对于房玄龄这种人，我们该怎么称呼？
史书上已经不厌其烦地为我们重复着这一称号：良相。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恰当的称谓？
第二十二章 铜镜正衣冠，人镜明得失
魏征，贞观年间知名度最高的大臣，光荣事迹广为人知。
现在，让我们从当时他涉及的一项案件说起。
嫌疑人：魏征；
涉嫌内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贞观元年，有人检举：时任尚书右丞的魏征用人不公，徇私舞弊，提拔自己的亲戚为官。
因该案涉及朝廷的高级官员魏征，唐太宗自然是非常重视，于是命令国家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温彦博彻查此事。
案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是纯属诬告，魏征清白。
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温彦博本着作为最高监察官员的使命感，在调查报告中向太宗指出：魏征虽然没有违法违纪行为，但他作为国家重臣，不能做到行为光明磊落，远离是非口舌，从而招人诽谤，应该予以必要的批评。魏征自己也应主动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
太宗看后认为有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便把这话的意思派人向魏征传达了。
本来，皇帝已经给你洗刷了罪名，还十分善意地向你提出了一点毫不过分的要求，魏征应该感激涕零，回头再好好写一篇内容深刻的思想汇报，挖掘出深藏在内心的不良想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是正确之道。
可惜，他是魏征。
所以，他作了一个完全异于常人的反应。
听完来人的转述后，魏征立刻进宫见驾。太宗见到魏征前来，很是高兴，想着好你个老小子，这么快就来谢恩了，不错不错。
可是他错了。
行完君臣之礼后，魏征一脸严肃地说：“臣虽不才，但一向听说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协作，上下同心，秉公做事。倘若对于各项事务都不讲秉公处理，只求远离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未可知也。”
太宗正得意洋洋地等着魏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自我反省，不料盼来的却是魏征劈头盖脸的一通教训，不由得呆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魏征说得在理，他无法反驳，只能叹了口气，悠悠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吾悟之矣）”
魏征等的正是这句话。他立刻一脸诚恳地跪了下来，一边磕头一边进言：“臣斗胆，希望陛下能够让臣做个良臣，而不要做忠臣！”
听了这话，刚有点清醒的太宗又懵了：什么忠啊良啊的，不都差不多嘛。“爱卿，这个这个……忠臣和良臣有何差别？”
“回陛下，如姬弃、子契、皋陶等，和君王同心合力，共创盛世，同享荣华富贵，流芳百世，便是良臣；而关龙逄、比干等，在金銮殿上和君王当面争执，结果自己被杀，国家也因君王的昏庸残暴而灭亡，最终只落得个空名在外，就是忠臣。忠臣和良臣的区别，便在于此。”
注：姬弃，是五帝中的尧掌权时负责农业的官员，据说专业素养很牛，相当于现在的袁隆平先生；子契，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助手，后来负责全国的水利事务；皋陶，是尧时掌管司法的官员，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学专家，十分贤良。关龙逄，是夏朝桀做国王时的大臣，因直言进谏被杀；比干兄就不多说了，和关龙逄一样由于直言进谏被纣王挖心惨死，具体可参见《封神榜》。
太宗听后大喜，曰：“说的太好了！”（废话，都把自己和尧舜禹汤相提并论了，说不好那就是傻子。）
见魏征如此能言善辩，太宗的沟通欲望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准备和魏征好好聊上一聊。
这一聊，就带出了一句传世名言。
太宗问魏征：“为人君者，怎样才能避免昏暗，成为明君？”
魏征的回答是这样的：“君所以明，兼听也；君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注意听取四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