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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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8）
大约在1960年左右，从湖南的醴陵、祁东和湘潭毛主席家乡来了一批支边的移民。他们大多拉家带口地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农场种菜、养猪、种粮食，自给自足主要靠湖南的这些农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农场时，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老工人：“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又偷东西又打架，给你们添麻烦了吧？”他说：“知青来了以后，我们活得才像个人了。你们来以前，我们很多人还是临时工，每月才18块钱。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敲钟，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时候，队长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棍子上山来，量我们挖的梯田和树穴合不合规格，如果尺寸差一点，或者在树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资就罚没了。是知青来了以后，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资了……”
我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样也姓彭。他朴实憨厚，力大无比。他曾在1950年当志愿军援朝作战，爬冰卧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63年移民到西双版纳。他每天赶着一头水牛上山砍柴、割猪草。他爱人生了5个闺女，一家7口人。他们两夫妻的工资收入是56块钱，而我们生产队食堂入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8块钱。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资正好够交伙食费，一分不剩。他家经常要申请救济。
我的同学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为他已经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当地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带口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他那时已当了五营的教导员，他告诉我：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农场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因为是“四人帮线上的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同学里升上省里去的那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了。
记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台湾歌星侯德健的家里和他聊天。他问我：“你们大陆人怎么个个都在发牢骚。人家外国在传染爱滋病，大陆却传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几十年，咱们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几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委屈或者冤枉。
大勐龙橡胶林地里的71个知青坟墓
1969年从北京新来一批知青之后，昆明的知青也来了。
刚来的知青很喜欢打架，我们的一个北京知青朋友在打斗中手被砍成残废，头皮掉下来都遮住了眼睛，后来到总场医院才把头皮缝上。有一次，我们去山里砍竹子的路上，正好看到部队的营房门口放着一副担架，都被血水浸透了，血滴还洒了一路。伤员被抬到部队的医院抢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新建连队安置了几十名昆明知青，而这些知青分成了两派，大打出手。他们在昆明就见过枪林弹雨的武斗，在这里他们用砍刀、锄头对垒，生产队成了他们的攻防战场。据参与制止武斗的一个昆明知青干部后来讲，那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热血喷张，轻伤、重伤的有好几个，仍没有停战的迹象。在他与分场领导紧张讨论制止武斗的方案时，在争论中他情绪激动，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领导的耳光，被关了禁闭。事后他对我说：自己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他其实是个挺斯文的小伙子，篮球打得特好，动作姿势很像从昆明队打入国家队的篮球明星杨伯镛。。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9）
我的同学李大明在当连队指导员时，有一次他去团部开会，队里的几个小四川拦路抢劫了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到了晚上，一群上海知青挥舞着锄头砍刀冲进他们连队，见到小四川就砍，把一个老实巴交而且是生产模范的小四川的头盖骨都打破了。据说后来是动手术镶了一块塑料的头盖骨。在混战中，有一个小四川捅死了三个上海知青。据李大明说，他们生产队这几个调皮的四川小知青已经被他调理得很听话了，在山上干活，手上打了许多血泡，包上手绢还继续干。但是在李大明出去开会的时候，这几个小四川又旧病复发了。他们抢劫了从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上海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知青探亲都带回来大白兔奶糖、香肠和香皂等日用品；小四川的家境一般都较穷，有的16岁就背着一个小包到云南来了。而且在“###”中，四川、重庆的武斗是最惨烈的，不但用枪、用炮，还用上了军舰。有不少小四川来云南时还带着自制的火药枪。那天晚上，几个上海知青冲进小四川住的宿舍，这小四川枕边放着匕首，他躲过了对方的砍刀就抄起了匕首。当对方把他从后抱住的时候，他向后一戳就戳到对方的肚子。杀红了眼的小四川追着上海知青就捅，从背后又捅死了两个上海知青。后来，其他上海知青跑了以后，老工人把几个小四川抓起来审问，这小四川马上承认是他杀的，没有其他人的事儿，而且说出了凶器扔在哪里。后来据说这小四川被关押在景洪的死刑监狱里还跟其他犯人打架呢。
听说，四营有一个知青平时挺蔫的，总被别人欺负。有一天，他请了病假。但是，他在家里磨砍刀，等人们下工回家的时候，他冲出房门、挥舞着砍刀向欺负他的知青同学砍去。
有一次，有个我们二团的小四川步行60公里去景洪城里吃米干、买东西。路过景洪农场的一片橡胶林地的时候，从林子里冲出一个一团的小四川，手持自制的火药手枪指着他，让他交出钱来。我们二团的小四川伸手从怀里也掏出一把自制的火药枪，一枪就把对方打倒了。他过去摸了摸，那个一团的小四川好像死了。于是，他从容地重新把自己的火药枪装上火药和子弹，然后把枪口对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那个抢劫他的一团的小四川后来被救活了。
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上级曾发下一个女尸的照片，让各营调查有没有失踪的女工。后来查出是一个女知青在放假的时候到其他营去见同学。那时勐龙河的桥被大水冲断了，她在趟过河的时候，被河水冲走了。
在二营，有一天晚上放电影，电影散场以后有一个连队的年轻人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搭在大榕树上的竹桥。可能是他们一群人热热闹闹、蹦蹦跳跳地过桥，那竹桥不胜重负垮了，十几个人跌进了河里，被水冲走了……听说那一次死了好几个人呢。 。。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0）
十二营有一个北京知青叫赵玉生，1973年他在山上砍树的时候被树砸死了。我曾经在1999年去看过他在橡胶林地里的墓碑，并与他的好朋友，至今仍留在那里的上海知青孟根生在墓前合了个影。
我有一个同学叫黄强祖，他来的时候是我们当中最小的，比我小5岁，那时候大概17岁，我们都给他起外号叫“小孩儿”。黄强祖歌唱得特别好，后来被分在三营的工程连。再后来他当了排长，带着一帮上海知青砍柴烧砖。有一次他在山上砍树，在陡峭的山崖上和一个上海知青锯一棵树，因为经验不足，本来应从靠山崖的地方锯，但他们直接从山坡上锯。那种树是很脆的材质，锯着锯着，当树锯到一半时，那树便开始往山涧方向倒，发出嘎嘎吱吱的怪响，那声音在山涧中回响，很渗人的。只见树干突然被劈成两半，一半仍直直地撑在地上，而带着树冠的另一半被撑上了半空中，嘎嘎作响地倒向对面的山崖。当树冠轰然撞到对面山崖以后往回一顿，两半树干咔吧一声就挫断了。那悬在半空中的一半树干就轰隆隆地砸下来。他们两个人惊呆地坐在树根的两边望着天空，脚下是陡峭的山崖……那树干砸向了上海知青的一边，把上海知青砸到地下，头都砸进了土里了……惊魂初定的黄强祖拼命爬过去，用手往地里扒……但上海知青在被抬回到生产队时已证实死亡了。
那上海知青的父亲来到西双版纳办理后事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那孩子可是他家的独生子呀！
还有一次，黄强祖带着一群上海知青进山砍竹子。当大家扛竹子往回走时，有一个上海知青从简易的竹桥上跌进河里被冲走了。黄强祖跳下去几次，也摸不到人。当时水流湍急，他也不敢游太远，于是跑回队里汇报。上级派来一帮人沿河漂下，去找这个上海知青。他们在路上曾经见到一个人的骨架漂在河面，从河里一拎出来，见这个人下半身还没烂，身上有刺青，一看这刺青就知道他是个傣族。漂了两天，在一个傍晚时分，一群人漂到中缅边境上的澜沧江边，于是他们就在江边过夜了。这时带队的领导干部在擦枪的时候突然走火了，把自己的屁股打了个洞。第二天大家扎了个担架，抬着领导往回走。经过两天的跋涉，回到营里，大家已经是破衣烂衫的了。这时上海知青的父母已经从上海赶来了。看他们那个模样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家长从行李包里翻出一条肥皂来送给他们。
有一个北京知青叫李二兵，他报名参加开辟东风农场的九分场，当时叫二团九营。他在山里劳动的时候抓到一只小蛇，小蛇的直径就像火柴棍那么粗，大概也就十多公分长，很漂亮。我在疆锋五队的时候见过王开平玩过那种蛇，他平时就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带在身边。在一天吃完晚饭，大家在打篮球，李二兵在场边看别人打球时把小蛇拿出来玩。突然间小蛇张开小口，咬了他的虎口一下，当时不太疼，他也没在意。轮到他上场打球了，他把装小蛇的盒子放在凳子上，就跑去打球了。才打了一会儿，他突然晕倒了，大家发现他中了蛇毒。于是大伙儿七手八脚地用担架把他抬去医院。但是，因为山高林密，路很难走，结果走了不很远他就去世了……后来他的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北京。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1）
三营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曾在北京学过针灸、按摩和赤脚医生的知识。她在给他们队的一个长期瘫痪的“老昆明”知青看病的过程中，医疗效果非常显著，那个“老昆明”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站起来走路了。“老昆明”对她产生了感情，但后来“老昆明”发现她有一个北京知青的男朋友……
在一个漆黑的雷雨过后的夜晚，她发现“老昆明”不见了。凭着直觉她追到勐龙河边，只见“老昆明”拄着双拐，站在桥上。当她正要冲上桥去时，他喝令她：“站住！”双方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说了很久……“老昆明”突然把双拐扔进了河里……又谈了很久，他让她回他的宿舍帮他取东西，并把他的箱子的钥匙扔给她。于是，她捡起钥匙转身跑回连队……当她再回来的时候，桥上已是空荡荡的了，桥下是波涛翻滚的河水……
后来，她和她的男朋友都被关了禁闭，调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间，她曾经自杀未遂。后来，她的神经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营有好几个北京知青都对我讲了她和他们的故事。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讲出更曲折的细节和更离奇的猜想。张瞎子告诉我，那个“老昆明”是和他一批来到东风农场的，他在没瘫痪以前曾经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
我们分场宣传队所在的五营五连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们宣传队十六个知青之外，还有二三十个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林政莉因为得了脑型疟疾去世，接着还有一个叫胡国权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时正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代理副连长。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沟里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有两米长。他正扛着木头顺着小溪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就一头趴进溪水里了。恰好有个我们宣传队的北京知青王泽田与他同行，见到这情况，就把他抱上岸，却叫不醒他了。王泽田喊来其他人守着胡国权，然后跑回来叫我。我叫上几个宣传队的人一起跟着王泽田跑进山里，我们轮流替换着把胡国权背了回来。本来胡国权比较瘦，体重并不很重，但他浑身是软的，我背起来就显得特别费劲。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连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老昆明知青魏宁对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营里的医生来看时，确认胡国权已经死亡了。后来，医生给的结论是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后来我和其他知青把他的身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老工人给他准备一个棺材。大家把他停在生产队的会议室中间，旁边点着蜡烛，轮流给他守夜。第三天全队男女老少给胡国权开了追悼会，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边。
我觉得胡国权的死，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之外，估计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我们连队是老连队，生活条件在农场里应该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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