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胡同第几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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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香，铲掉它们作甚？干活的师傅们外地口音，边干活边聊他们的家常，领工的是本地人，沏瓶热茶坐在石桌边的石绣墩上，耐心地跟我解释，说是旅店新的规划，树下绿地一律要改成统一的冬不枯草皮。
地表绿化也非要公式化吗？那新楼外面的绿地铺冬不枯草皮，与不锈纲的抽象派雕塑倒是般配，这幽僻古院，就任蛇莓野薄荷春绿冬枯有何不可呢？我正喟叹间，师傅们铲下的植物已经堆成一垛，而运进来的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的草皮，也一卷卷地堆成了垛，他们是流水作业，这边铲那边铺，里外院的绿地改造，一天就完工了。
我从未及运走当做垃圾扔掉的杂草里，挑出了几茎还颇完好的野薄荷，布满细绒毛的多齿叶片，还有茎端那爆裂为无数鳞片的淡蓝泛粉的小小柱形花，仿佛都在微微喘息。我从卫生间取出一只本来为住客漱口准备的玻璃杯，插上那野薄荷，搁在了电脑边。
又过了两天，敲着电脑，一瞥之中，忽然奇怪，那野薄荷怎么竟不枯萎呢？细观察，发现眼前的、已经不是那天拾来的——恍然大悟，敢情是收拾客房的服务员代为插入的！
旅店客房大体实行背靠背服务，一般都是我出院去新楼餐厅吃饭时，回来屋子就清理好了。那天我故意回来得早些，于是遇上了服务员。其实初入住也见过，交谈过几句，知道这小院是两个人轮值，白天是女服务员，晚上是男服务员。我问还没清理完房间的女服务员：“野薄荷是您每天为我换的吗？”她点头。又问：“院里的都铲掉了呀，您从那儿采来的呢？”她答：“外院墙角太湖石边还有不少，他们网开一面。”我跟她道谢，这才看清她的面貌，眼睛细长，牙齿不齐，难称美丽，但嘴角的微笑很真诚。我跟她说：“我是不赞成铲掉自然地衣的。何必全弄成一个样子呢？”她就说：“是呀。有差别才有意思啊！”顺便指指给我换上的两只外表一样的热水瓶：“这只到明天早上还热，那只到晚上就温了，它们性格不同，您要热要温，可以区别对待。”不多的话语，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她每天为我电脑旁的玻璃杯里换野薄荷——这应该算一项额外的服务，我觉得她似乎知道我是谁，但她绝不问我什么，我呢，心里泛起许多揣测：她也许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却偏选择了这样一个工作，甚或是为了忘却什么重塑什么，但我也坚持绝不向她打探。
预定住一个月，到二十天的时候因故撤离，退房前我去她所在的那间悬挂着“服务台”牌子的屋里，想跟她一总地道个谢，她不在，我却惊讶地发现，柜台上扣放着一本显然是她抽空就读几页的书——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有股野薄荷的气息，刷新着我的思维。
新手茧
说起当年下乡劳动拔麦子，有的年轻人不信：就算没有使用农业机械，至少该拿镰刀割啊，怎么能徒手拔呢？当年我参加下乡抢收，就是连镰刀也不发，大家伙一起用手拔。拔麦子比用镰刀割更讲究技巧，不会拔的弄得手掌流血腿脚踉跄，事倍功半。会拔的嗖嗖嗖一路突进，连根拔起带甩土捆扎麻利脆。但不管笨也罢灵也罢，麦收归城，手掌指根下都会磨出茧花花。那时候体力劳动绝对高尚于脑力劳动，手上无茧丢人现眼。
三十年不再参加重体力劳动，家务劳动也大都电气化了，指根下老茧渐渐退尽。但二十年前，我右手中指左侧，出现一个豌豆般的茧子，那是所谓笔耕的产物。也曾举起那带豌豆茧的指头细观过，自我表扬，也自我揶揄——“当不了特务啊！”此话怎讲？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苏联引进来一个文学品种——“反特小说”，自己年轻，好生喜欢！先是大量看翻译过来的，后来我们国家自己也出那样的小说，记得有部小说里，写一个女特务混到干部家里当保姆，自称文盲，开始很得信任，但后来就被侦察员识破，因为发现她右手中指左侧有个圆茧子！现在想来，那算得多么高明的推理？当年却为作者设置的这一细节大为叹服。手指上部的圆茧子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标志，这标志从未必光彩，转化为引为自豪的一种象征。“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让如今年轻人听起来跟绕口令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却着实让我这样的“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这又是一个“典故”，不解释也罢——激动得眼睛潮湿。时过境迁，不要说年轻一代往往难以理解三十来年前的某些事态，就是我自己，作为过来人，想起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也会发愣——那时候就是“清颂”，绝无音乐伴奏，更不可能穿插歌星演唱加上伴舞，哎哎，如聆仙曲啊！记得一个诗句被朗诵者动情地锐声喊出，哗，全场沸腾，听的人是真正地热血澎湃啊，我也不例外，巴掌都拍痛了！年轻人会问，那是一句什么诗啊？告诉你吧，是这样的一句——“政策，必须落实！”——信不信由你，真是这么一句。这诗句也成老茧，消退得了无痕迹。
十五年前我也“换笔”，就是改用电脑写作。开头也没在意，后来觉得右手中指上部有些痒痒，细看，原来是那被真笔磨出的茧子在作怪，用左手去撕，居然撕下一大块，再后来觉得痒痒就用牙去啃，然后用拇指去揉，这么一来二去的，天长日久，跟掌上那些拔麦子磨出的茧子一样，竟很难再看出痕迹。
有时会在城里工地，跟外来民工接触，或在农村田野，与村友小聚，就发现他们的掌上，仍有厚厚的茧子。他们手上的厚茧，是社会分工的标志，对此人们心平气和，但他们那厚茧是否换来了足够的尊严与社会保障呢？想及此，如果依然心平气和，那就是整个心都成茧子了。
用电脑写作，好处太多，唯一的为难处，就是偶有来要“作品手迹”的，无法满足，实在非要，碍于情面，只得“重操旧业”，拿起真笔来划拉，但右手中指已无鼓茧，总觉笔尖不那么听使唤，照着打印稿或印刷品抄写，真有对镜拔除白发的沧桑之感。
前些天下楼遛弯，老伴跟我牵手，忽然甩开惊呼：“你有新茧子啦！”她指点，我细看，再摩挲，果不其然——是在右手掌底部右侧，跟腕部衔接的地方，不算明显，却是“茧花初现”——啊，恍然大悟：是长期使用电脑鼠标，磨出来的！
摩挲着自己掌上的新茧子，心情大畅。这些年来，坚持种四棵树：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不敢说这些树结出的果子有多优良，但除非偶尔病倒，或短期外出旅游，天天敲电脑，日日有收获，自己分明属于辛勤的劳动者，是个不争的事实。接地气、动脑筋、写文章，已经成为我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生命不息，劳动不止。旧茧消退，新茧又出。茧花啊！你是创造力仍健的标志，也是心灵充实而快乐的证明！
如同理财那样理慧
——《思想锋芒丛书？文学卷》序
本来想把题目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智》，但“理智”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名词，我打算把“理智”分解成“打理”和“智慧”的动宾结构，与“理财”相匹配，如不赶忙解释，必生歧义。现在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慧》，尽管读来显得生拗，却总算表达出了一个明确的意思。
于是想到，人们使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进行沟通，真要了解彼此的意思，特别是深层的蕴味，实非易事。
上世纪初陈独秀、胡适他们集结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胡适更以《文学改良刍议》和《尝试集》，从理论、创作两面开弓，意在弃绝文言，将“引车卖浆者流”的街市俗语，迎进文学殿堂，以构成全新的符码系统，形成全民的文学狂欢节。他们的努力，如同破冰之举，给我们后辈开辟出一条宽阔的出海航道。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实践，人们就发现，所谓文学作品，其实很难完全由日常生活里那些“白话”构成，大多数还是需要融汇进“书面语言”，而所谓“书面语言”，其实也就是从文言文里，特别是从古诗词古骈文里，撷取的精华。
上世纪中期的作家，如赵树理，在坚持用农村俗语乃至“板话”（快板书）写小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老舍则是“两手硬”——既能写《骆驼祥子》那样基本口语化的小说，也能写《微神》那样书卷气的小说。孙犁创作旺盛期的小说，全写农村，写抗战，但不“土”不“白”，很“雅”很“诗”。
从外国文化里汲取营养，鲁迅先生是带头人。读《伤逝》，如写涓生的心理活动：“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不是“意识流”是什么？此作写于一九二五年，那时候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才刚刚抬头，“意识流”技巧尚未成为滥觞，鲁迅先生显然并不是机械地引进西方文体，而是将西方心理学与人性剖析的精髓，创造性地融汇于心，从笔端自然天成地流淌出了以汉字符码构成的簇新文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开始普遍有了“文本自觉”，但也出现了“唯语言颠覆为快”的过度亢奋，于是一般读者多埋怨“读不懂”。到本世纪，网络大行其道，不懂“解构主义”的写手，也多在对占据主流的习见文本进行无情解构。而现在的新问题是，“网络语言”逸出网络，渗透到纸制传媒，也进入最年轻一代作家的新书，与八十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奋力颠覆的劲头相反，他们懒洋洋地随意“涂鸦”，不仅“无心插柳柳成行”，竟大有“洋水仙成灾”之势，闹得“文学水域”里的固有生态大遭挑战。其实不必惊慌，因为就社会绝大多数受众而言，规范仍需坚守，约定需在俗成（即成熟，也就是水到渠成）之后；而“新物种”的适当引进，在经历一番波动后，势必达成新的相对平衡，那该是一种更丰富更美丽的局面。
文学创作，如今可以说变得更容易，也可以说变得更艰难。关键是你有没有运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去跟别人交流的强烈欲望。心有欲，文自成。有人说文学的关键是文字，也对，但我更愿意说，文学的关键是沟通前的迫切感与传递时的大兴奋。
鹏华基金是个理财的机构，但他们坚持已达五年的内刊《鹏华》杂志却并非理财品种的宣传册，现在编辑成“思想锋芒丛书”，从文学卷就可看出，他们既能理财，亦能理慧——将许多不同的文学作品吸引过来，绚烂展示，表面看去似无章法，细推敲则如红线串珠，串的是人生智慧之珠、感悟世道之珠、经典探询之珠、心灵补养之珠。如同理财那样理慧，开卷有益，才智沁心，《鹏华》做了件有价值的事。
愿《鹏华》继续理慧之旅，在下一个五年，能开放出更多的繁花，结出更多的智果！
二○○七年十月三日？绿叶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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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不弃涓流
忽然接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两本新书，是《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中的《郭洞村》和《西华片民居与安贞堡》。虽是专业性很强的著作，翻阅中却觉得很贴近业外一般读者之心，甚至仿佛侦探小说，娓娓道来，由表及里，从宏观微观，揭示出被遮蔽的，爬剔出被讳言的，有惊心动魄之感，收掩卷沉思之效。
现在呼吁保护传统民居的声浪颇高，但不少呼吁者大体还停留在怀旧审美、文物收藏的层面。这两本书，与其说是研究民居，不如说是探索“民”与“居”的深层关系，看到那些关于古民居的调研文字，那些精心拍摄的照片，乃至那些专业性极强的测绘图，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生命？居所？环境？岁月？命运？涅”的联翩思绪。
楼庆西先生的《郭洞村》一书，最打动我的是对祠堂建筑使用流变的精微研究，“如今何氏宗祠修葺一新，仍是村民的活动中心，但祭祖活动已不举行，婚丧嫁娶也少在祠堂举办，只有上厅两侧堆放的棺木，代表老人固守的传统，下厅的房间变成老人协会，而且是宣传教育基地和商店。祠堂前的小广场，成为菜市场和晒衣场，唯有老戏台依然发挥作用，逢年过节上演热闹的社戏，但剧目已与旧时不同。”村里的祠堂仍是“活体”而非只待“保护”的“展品”，更非只待“升值”的“藏品”。生命的繁衍伴随着代间欲望的差异，而人的欲望决定了建筑的选址、喻意、形制、择材、装饰、配套、保存、改造。因此，万不可把古建筑与新建筑对立起来，如何令“古今合璧”，楼庆西先生及其弟子们，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