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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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什么东西从此以后变了，刻在了她的脸上。以前，她脸上的线条坚毅、严酷，目光炯炯有神，现在，全都好像减弱了，甚至变得温柔了。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和孩子般的童真。她说自己是“林中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西贡”。
她常常披着一件红色或棕色的灯芯绒，这使她看起来显得年轻了一点，目光也没那么严厉，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平和了。她说自己到了“黄金时期的年龄”，到了青春时代。来自《情人》的“绝对形象”又回到了她身上，好像是一种模仿。她戴着一顶男帽，看起来像个流浪者，在她的心底，她永远是个流浪者。她喜欢这样随心所欲地穿衣，背心和裙子都松松垮垮，她的神态自然，镶着贵重钻石的名戒使她显得很高贵。衰老使她回到了亚洲，像印度###人一样，脸上挂着无动于衷的微笑。
她说她的皮肤被“杀死”了，奇怪的是，深深浅浅的皱纹不但没有使她显老，反而使她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魅力。她不是充满幻想、慈祥和蔼的小老太太，不是文学中的德尼丝？格雷１，因为她身上总有那种一触即发的愤怒和仇恨、暴力和智慧的强光。
第九章 写作就是我（3）
所以，她可以用她出名的专横跟人吵架了。“写作会让人变得野蛮，”她承认说，“会产生一种史前的野蛮。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它，就是森林中那种野蛮，像岁月一样古老。”年纪越大，她便越想得到宇宙间的那种无限力量，弄清地点的影响和更加玄奥的激情。然而，她身上出现了一些心平气和的东西，好像她在阅读先知和诗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家。战后的学者其影响近乎恐怖，她已经忍受了太久太久，他们命令作家和艺术家介入社会，拒绝想象，否认诗歌。在1980年代末，她的散文有一种《琴声如诉》中已经流露出来的轻巧和优雅。
她狂热地阅读波德莱尔、兰波、路易丝？拉贝１和拉辛，谢阁兰２在远方发出了巨大的呼唤，雷内…路易？戴福雷３的秘密让人发抖。
全都是藏有黑暗的作家，当词语消失，让位于沉默时，她说：“当一个作家，首先要穿过黑夜。林中的黑夜。是随身带着写作，与它穿越这个黑夜。在整个旅途中，忍受着对黑夜的恐惧，然后写作。许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写作，但他们不是作家，他们的文学死了。一块裹尸布而已。在他们的眼里，有到处可见的那种刻薄。写作，他们从来就不懂，我敢发誓。这我知道。那种温柔，为了让它产生……我所看见的那种温柔……”
《情人》被让…克洛德？阿尔诺改编成了电影，此事再次表明，杜拉斯觉得不能把作品给别人。版权卖掉之后，她很快就意识到阿尔诺绝不会再现她的故事中的秘密。首先是投入拍摄的资金让她感到了厌恶，为了有地方色彩，财富被“厚颜无耻”地作了计划安排：邮轮，“雷翁？波莱”号，布景是模仿殖民地的照片设计的，太真实了。对她来说，《情人》的故事不是这样的。要搬上银幕的，她说，是小说中到处可见的那些图像：毁灭、侵蚀了人和物的时间，对生活的诅咒，恒河和湄公河内褐色的泥水，记忆中的河泥。她对愿意听她说话的人说，一个“广告商”怎么能做得了这些？被剧组熟练地掌控的市场，专横的职业制片人，她统统反对，甚至包括演员的选择，那是像脏衣服一样扔到法国市场上的好莱坞垃圾……
她声称，只有自己能表现那种失败、侵蚀、热带丛林和公园里的气候、那个年轻姑娘的愿望。由于她在罗思希尔德酒店荒废的花园里拍过印度，她知道只有自己的摄影机能够重现她的世界。后来，她不再肯定电影中的画面能反映小说中巨大的秘密。她永远是她所说的那种作家，与无限的森林和茫茫的黑夜密切相连。
她好像是为了报复才写《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的，她要给让…雅克？阿诺德上上电影编剧课，想因此让他闭嘴。这个“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不怕扮演她所说的“斯大林分子”，她又要跳出来了。在杜拉斯和外在的世界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力量关系，咒骂中充满了忧虑，挖苦中满是失望。
当电影伴随着强大的宣传攻势上映时，她气愤地得知自己被展示在所有的墙上。她请几个朋友去看看，自己却拒绝去审看样片。但她也知道她毫无办法，作家就是要这样遭到剥夺和抢劫的。尽管她大胆地宣称“我是世界性的”，卖版权得了巨款，她还是感到自己被骗了，再次被“诈”了。永远是那个不断说起的玛丽？多纳迪厄，伤心地抱怨自己的过去被“剥夺”了。
《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使她与《情人》的出版商杰洛姆？兰东彻底决裂了。因为他未经她的同意就整整修改了好几章，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侮辱。她粗暴地离开了他，重新回到了伽利玛出版社。再次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在杂志的畅销榜上名列前茅，在报纸的专栏上把阿尔诺说成是“蹩脚的电影人”，丝毫不懂得文字的力量，完全被专横的图像俘虏了……
但故事在继续。她重新写作，发疯似的工作，健康又悄悄地恶化了。1989年的昏迷暗中留下了隐患，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病态，使她的身体日渐虚弱，尽管她还在活动，但走路已经摇摇晃晃。她还有力气把《写作》推出来，那是一个5篇文章的集子，第一篇是真正的信仰表白。书上写的东西仍很大胆，因为她那几年的作品与一般的文学不一样，普遍都很大气、神奇，受到好评。她用词明确，强调作家要目光敏锐，她要求作家进行神圣而艰苦的劳动，谁都不敢这样说，任由媒体奴役，让世界慢慢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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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写作就是我（4）
她名声显赫，在这之前一直有些虚荣，还有些卖弄，好像是对艰难的荒漠时期的报复，对母亲玛丽的报复。她甚至同意让就在她家附近的迪旺书店出她的书，她好久没有做过这种事了。这几乎是一场骚动，一大批读者沿着波拿巴路狭窄的人行道排成一行。她对自己的成功并不在意，只知道签名，一签一大批。
这是1993年10月的事。她清楚地猜到她的黑夜真的来临了。
第十章 应该合上这一页了（1）
1980年代是完成任务和得到承认的年代。在这之后，1990年代，她在享受写作给她带来的宁静与平和。她一直关注着时代，这是她对自己的一贯要求。她与侵入的黑暗作斗争，在她的作品中，这是最重要的幻觉。是中国海黑乎乎的巨浪，扑打着母亲不结实的土坝。现在，自身的缺席使她远离了外面的世界，割断了与别人的联系，而她对外界又是那么好奇。
尽管年岁已高，声名显赫，她仍然是别人嘲笑和猛烈抨击的对象，但她丝毫不为所动。就在她陷入她那么不懈地探索的黑夜之前，她仍找到理由对这篇或那篇文章、这个或那个不够谨慎的出版商、这个或那个对她不礼貌的读者发火。后来，火气消散了，她只问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仇恨。由于她不愿意再听见周围的论争，她宁愿远离不断要求她做的事：写作，她生命中惟一的动力。
她的生活方式使她幻想一种她几乎从来就不曾经历过的有序与平和，她激动地发现自己被卷进了时代的巨浪之中，专制的写作抓住她之后就不再松手。黑岩公寓的那种诺曼底式的温柔，窗前一望无际的沙滩、海边的散步道、沿着木板铺就的小路、在扬？安德烈亚的陪伴下，坐在小咖啡馆后间平台的桌子旁，这些足以弥补被写作夺走的幸福，因为据说所有的命令都是她下达的。
那几年，她荒废了诺弗勒堡的屋子，她更喜欢特鲁维尔，她说想死在那里。她也喜欢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那里见证了她的一生。她的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她说那是“热带丛林”，房间里放着呼吸机，以备她晕倒时使用。墙上贴着明信片、参加各种开幕式的邀请函、纸片、广告、信封、信件和因日久天长以及从高高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光亮而发黄的照片。在她的桌上，堆着许多手稿、资料以及出于友谊应人之邀而写的东西。床边，有一张大大的中国情人的照片。
喉咙插管给她留下了一个伤疤，尽管有此伤残，尽管她被关在狭窄的房间里，在她的目光中，在她倾听来访者讲话的方式中，在她的求知渴望中，仍保持着一种“无限的”青春。周围社会的保守引起了她的愤怒，这种愤怒似乎使她充满了活力。她自愿接受电视和纸质媒体的采访，那就像是一个衰败有害的世界中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她说话如同演讲，大叫大嚷，已经变质的声音混乱不清，使她说的话显得更加神圣。有些人不愿意听她说话，把她当作是“狂人”或是“疯子”。她却继续说话，而且喜欢人们用来形容她的“疯狂”一词，因为形容得非常准确，她总是说，她的真实就存在于疯狂之中。总之，那是“最好的评价”。
然而，越走向她所知道的、对她来说已经很短的时间，写作给她带来的狂喜就越大，她很狂热地投身于“美妙的不幸”中。她身上有一种无畏的大胆，让文学界和评论界的专业人士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苦狱”。然而，她在进去的时候就知道，她会改变写作的神圣本质，改变它与看不见的东西也许还包括与上帝的朦胧联系。正如她在《写作》中说过的那样，她受到过古人，她所崇拜的卢克莱修或者奥维德的精神启示，她像他们一样宣称，追寻写作的秘密，就是完成一项神秘、神圣、如同宗教仪式的任务。
她总是高喊她的无神论，就像挥舞着一面旗帜，却又不断地谈论上帝、《旧约》和《传道书》。《写作》中所说的苍蝇之死就揭示了这种精神探索。讲述一只苍蝇的临死过程，“黑蓝色的王后”，也是讲述所有生命的死亡，讲述集中营的黑“洞”里犹太人的死亡，孩子的死亡，男人和女人的死亡，也包括自身的死亡。“所以，”她说，“如果写作真能做到这点，能讲述那只垂死的苍蝇，我要说，那就写写写作的可怕之处吧。”写作使她恢复了那种“普遍的孤独”，使她与所有活着、痛苦着、喊出其痛苦的人“和平共处”。
她所暗中期待的寂静使她写出了一些转瞬即逝却又极为清晰的东西。身体日渐虚弱，常常借助呼吸机，受昏迷的威胁，害怕头晕，意识衰退，凡此种种，使她更加明白了什么是写作。她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写作之中，甚至当她并不写作的时候，当她在安南的热带丛林的潮湿闷热中写作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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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应该合上这一页了（2）
她越是思考，越觉得自己发现了秘密。首先是自己所陌生的一些东西，任何修辞和任何理论都无法明确和规范的东西。写作，就是黑夜。什么都不用做，给它以自由，尤其不要在它流浪的时候去当她所说的“警察”。将要讲述的故事没有提纲，没有事先设计好的东西，只需让手在纸上滑行，只需交出想冒出来的故事。
“一生中黑暗的悲伤”，意思是说，所有沉默的东西都被放在黑暗的屋子深处，有时，它请求别人让它开口说话，想要重见天日。
剩下的，她说，就是“消遣的书，供旅游时阅读的书……所以，没有刻在脑海中的书”。衰老的孤独，她早就熟悉，小时候就体验过了。她在孤独中确信自己的任务就是捕捉藏在自身深处的远古的声音。“作品来自别处，”她宣称，“来自别的地方，而不是说话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并没有说话的人说的话。”
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险，她似乎触到了这个秘密：在世界之初，在万物刚刚出现的时候，抓住一个刚刚诞生的新声音。在《写作》之前，她最后的故事是《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书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青春活力，一种流动的语言，清新得堪称奇迹，她自己都无法控制，它穿过记忆，独自前来，像诗人一样讲述着它的传奇。
这时，她又想起了语言和意识还能给她传递死亡的明确符号的时期。写作前所未有地向她表明它与她是多么接近，而这种接近又多么可悲。写作是一面反射镜，照出了她所来的地方和要回去的地方。每写完一本书，每过完一天，她都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失去了，解体了。“当书交出去的时候，是的，出版的时候，活着的作者就快要死了。当我死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死的了，因为构成我之所以为我的东西已经离去。一个作家，每写一行都是在自杀，要么他不写作。”从印度###开始她就已经这样了，这样失去自我，像乞丐一样沿着湄公河流浪，每忍受一天，自身好像都会失去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