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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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道德整肃症的人与傻大姐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是道德放大器，认为道德可以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所以，遇到问题就挥动道德大棒教训别人。自然，遇事讲道德显然比进行自我反思、改进工作方法要容易得多——学科学、学管理、学艺术都需要智慧，而以道德整肃别人不需要智慧，只要学会抢占道德至高点即可（而且只要口头上抢占即可）。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也反复申明：在历史上，统治者若干次地面临着“技术问题”，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给国家注入新的活力。可惜的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统治者缺乏足够的智慧。他们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就揪住道德做文章，企图通过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来转移社会矛盾。
12世纪至13世纪的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根本就掌握不了一个日趋繁复的社会，在财政紊乱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统治者特别需要破除成规，以新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来应对新的问题。可惜的是，即便是像朱熹这样的“高人”也不强调“技术问题”，反倒要在半是道德半是哲学的领域里下起了功夫，搞出了个“理学”。这诚可谓“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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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者都患有“道德整肃症”，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后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新生活运动”企图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蒋氏夫妇倡导：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教育百姓要讲究秩序，服从管理，不犯上作乱；二、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做起，规定了若干生活细节。如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要胸部挺起、邻里要和睦等；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四、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准备随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光从字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的主张似乎也可以接受，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蒋氏夫妇要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用对民众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军事无能、财政危机、思想文化钳制的不满。 。 想看书来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2）
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所出现的贪污*、军事无能、财政危机等问题是体制性的，它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再辅以先进的“技术手段”才有望解决。体制出现了毛病却用道德来医治，实在是开错了药方。更关键的是，它违反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天性，这一点，倒是跟兔子学游泳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然蒋氏夫妇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根本无法收到社会实效，所以只好靠形式主义来维持门面。但是，过多的形式主义愈加使人们看透了国民党自欺欺人的虚伪本质，愈加使人民厌倦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到了最后，“新生活运动”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笑话。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的外交界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最初也是把“新生活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的。他们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他们花费的气力也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他们倡导这个活动在总体思路上是错误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通过“新生活运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较普遍的规律：当统治者、管理者无能，不能在“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上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抓住“道德”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以为凭借“道德教化”这一手棋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了。其实，这是极其愚蠢的。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的功能从来就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面对体制缺欠、吏治*、技术落后等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道德是无力拯救的。企图通过“道德整肃”，“一揽子”解决纷繁复杂的体制性、技术性难题，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亲亲相隐”与“免证特权”
2009年8月3日，歌手满文军的妻子李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在庭审过程中，李俐坚持不肯承认自己吸食过K粉，当检察官宣读完满文军揭发妻子的证言后，李俐痛骂老公说谎。事后，网上亦出现了批评满文军“无情”的言论。
就中国现在的法律而言，满文军的做法不但没有过错，反而还有可嘉许之处，属于“大义灭亲”之举，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不认可满文军的做法呢？这就涉及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微妙关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法治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法律通吃”（甚至为此不惜伤害亲情）？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而且也应该讨论的。
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个参照系。其一是中国古代法律，其二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
先说中国古代法律。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礼法合一”，这是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结果。儒家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但却不排斥法律，汉以后的儒者已不反对用法律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于是，他们把握立法和执法的机会，把“礼”的原则和精神渗透到法律之中，从而达到了“以礼入法”的目的，最后，儒家的礼（道德）所容许的，即法律所容许的，儒家道德所禁止的，即法律所禁止的。
儒家是重视亲情的，所以儒家化的古代法律向来不鼓励“大义灭亲”，而是提倡“亲亲相隐”。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的罪，亲人之间就不能告发，而且还可以免于作证。儿子不可以告老爹有罪，亦不可为老爹有罪作证，妻子不可告丈夫有罪，亦不可为丈夫有罪作证，反之亦然。这条原则叫“容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3）
“容隐”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按说，百姓有违法行为，从国家和法律的立场来看，自应鼓励其他人告发，可是儒家思想却不这么看。在法律公正与亲情伦理之间，儒家宁为合乎亲情伦理而委屈法律，而不愿以法律的名义摧毁亲情伦理。所以，儒家从来就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基于捍卫伦理亲情的考虑，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贯彻了“容隐”的原则。汉宣帝曾特为此事下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可以“相隐”，只要是居住在一起的亲属均可援用此律。此后，容隐的范围继续扩大，至明清时，不但同族同姓的亲属可“相隐”，外族亲戚（如岳父、岳母及女婿等）亦可“相隐”。
法律上既然禁止亲属相互告发，同时也就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反过来，若某人不为亲属匿罪，反而自动告发，那就是挑战了法律的“容隐”原则，反而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子孙若主动告发父母，在北魏时要被判处死刑，唐宋时要处以绞刑。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但他们同样继承了“容隐”的原则，元英宗时，斡鲁思告发其父母、驸马许纳子速怯告发其父，事发后，帝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之所为！”命斩之。由此可见古代法律对“容隐”原则的极力捍卫。
中国古代的法律总的来说是粗糙的，但是，我对它始终贯彻的“容隐”原则深表认同。因为它充分地考虑了人之常情。法律公正十分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比单纯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高的价值。源于血缘和亲情之上的信任关系始终是达成人际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它的社会价值比远比单纯的“破案”高得多。如果我们不顾及最基本的伦理亲情，在司法活动中摧毁夫妻、父子之间最天然的信任关系，搞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那么，我们司法个案上的成功极有可能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和社会伦理溃退，结果是得不偿失。
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堪称前车之鉴。在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期间，日本家族企业亦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为了打击经济犯罪，日本曾出台政策，以重奖鼓励经济举报。重奖之下，儿子举报爸爸偷税、老婆举报老公漏税的案例不断出现。这一现象引起了日本社会学家和法律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讨论后认为，必须制止亲人之间相互举报的行为。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国家在经济上所得到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道德沦丧所造成的社会损失”。最后，鼓励亲人之间举报的做法被叫停了。
此外，就现在的许多国家而言，法律上亦规定近亲属有“免证特权”。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公民“有不做对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权”，日本法律亦有这种规定，并将范围扩展到了“曾经的配偶”（如前夫、前妻），德国则将夫妻间的免证特权推广到了订婚人之间。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容隐”原则，还是现代西方国家法律规定的亲属“免证特权”，如果仅从表面上看，难免会给人以“法律面前，证人不甚平等”之嫌，但是，这些规定却保护了人类最天然的血缘亲情，免除了知情者在亲情与法律之间的两难选择，关闭了亲属之间相互出卖的通道。这才是对人性和*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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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翻脸为哪般（1）
*曾经说过，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就中国而言，每个封建王朝几乎都要经历从开国到治理，再到衰败，然后被推翻的过程。这种相似，体现的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规律”吧。在此之外，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之间也充满了有趣的相似性，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皇帝翻脸”现象。
第一个要说的是万历皇帝跟改革家张居正翻脸的故事。对于万历皇帝朱翊钧，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懒惰，他当了48年的皇帝，在后期竟连续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处理政事。朝廷的好多官位出现了空缺，他理都不理，照样在后宫里吃喝玩乐。可是，如果据此认为万历皇帝是个办事拖拖拉拉、只知道混日子的主儿，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万历皇帝虽然在治理国家上“消极怠工”，可是他在“翻脸不认人”方面却表现绝佳，很“讲效率”。
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10岁，还是个孩子，无法处理政事。这样，大明帝国的权力就落在了首辅张居正的手上。当时，张居正不仅是内阁首辅，而且还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以公论之，张居正是万历皇帝倚重的第一大臣；以私而论，张居正是万历皇帝名副其实的老师。君臣之情加师生之谊，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万分依仗。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北江陵老家去世。按照封建时代的礼俗，父母去世，做官的为了表达孝心，应该辞去官职，回家守孝27个月，谓之“丁忧守制”。可是，当时张居正主持的改革事业恰好到了“攻坚阶段”，张居正的离职“丁忧”很有可能使改革事业半途而废。所以，万历皇帝就下诏“夺情”，以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国事离不开张居正为由不准其“丁忧守制”，让他继续在朝廷处理政务。此事引来了众多朝臣的批评，试想，在一个宣称“以孝治天下”的国度里，皇帝和首辅居然合伙破坏“丁忧守制”的礼俗，这成何体统？对于大臣们的批评，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一律用“廷杖”来回答——谁提不同的意见就打谁的屁股，然后再将其“流放”。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让“戴孝之身”的张居正参与自己的婚礼，以显示他对老师的信任和仰仗。这还不算完，更过分的还在后头。
皇帝的大婚之后，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三月回湖北江陵老家葬父。临走之前，皇帝和太后就反复叮嘱，让张首辅早日归来，国事离不开他。当时的张居正既是首辅又是帝师，权倾一时，此次回乡葬父，沿途的地方官员极力巴结，所以一路上的“排场”十分显赫。回到家乡之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