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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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急忙掏出夹在日记里的那两封信，再逐字逐句地品味着，过滤着，看看其中到底包含些什个成份，看来看去，还是那么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几句话，不曲折，不隐晦，听不出弦外之音，找不出醉翁之意。不就是为了壮大文艺队伍吗？不就是同志间的正常通信吗，如果这也属于非法活动及犯罪行为，那么，何谓*权力？何谓是非标准？既然晚部长要她交待、揭发，出于对党组织的忠诚，这两封信应该交出云，有无问题让组织去审查，也好洗清文协与报社的关系。

　　但又一想，若有人居心叵测，将此信作为把柄，吹毛求疵，任意定罪，她在朱华和钦公面临灾难之际，这样办岂不是落井下石吗？是保存，是烧毁，还是上交？一时拿不定主意，双手捧着两封信凝立窗前，左右为难起来。

　　为了排除烦恼，常俊婷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院里走去。

　　此时万籁俱寂，唯闻秋虫悲吟，西天缺了边的月儿，正悄悄洒满幽静的小院。秋风习习，落叶飘零，她忽然听到审讯室又传来刑具声和人的呻吟声，是审讯又开始了。

　　事无不可对人言。一个共产党员，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大事和原则面前不能混淆是非，忧虑多端。“要做个襟怀坦白的人，要把文协与报社的来往说清楚，请求组织上的谅解。。。。。。”常俊婷想着，顿觉此刻的西天明月象一盏天灯，也照亮了她的心。她不再犹豫了，立刻把两封信叠得整整齐齐，决意把它交给王部长。

　　守卫带着她来到王须仁的办公室。

　　王须仁结果两封信，仔细地看了一遍，对常俊婷说：“这不就清楚了，信中所说的话都是暗语，这分明是托匪组织活动的证据！”

　　怎么？信倒成了托匪组织活动的证据？

　　常俊婷急了：“王部长，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看不出有什么托匪组织活动啊，你怎么？。。。。。。”

　　“幼稚！你已经被牵连进去了，还不知道醒悟？”王须仁严厉地说。

　　“那信里不都是真的吗？”常俊婷迷惑不解。

　　“真的？哼！李葛嵩是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我是知道的，他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什么能手？是托匪的能手！”

　　常俊婷浑身打颤，她不知所措了。

　　王须仁又道：“还有那个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是什么企图？”

　　“这——”常俊婷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你回去等候处理吧！”

　　这样一来很自然地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姚焕敏等人联系

　　在一起了。

　　常俊婷被带走了。

　　王须仁十分得意，他太兴奋了，没想到，常俊婷这个傻丫头带给了他两封信成了托匪联络活动的有利证据，他能不激动吗？

4、“耿聋子”其人
正当共产党内部出现“肃托”事件的时候，湖西各县国民党政权也开始积极排斥共产党员，地方顽固军也蠢蠢欲动。

　　有一个人物不容忽视，他就是“耿聋子”，原名耿继勋，又名耿少孚，铜山县原三区丁古道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抗战前，是个不学无术专门包揽词颂的家伙。在中国人民蒙受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蹂躏的灾难岁月，他趁火打劫，抢枪抓人，树起山头。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　日寇进攻徐州，国民党庞炳勋部在徐州外围的沛县遭日军击溃，枪枝遍丢。耿聋子乘机拣来了二三百支枪，以本村为据点，拉起了武装，树起了山头。当时，敌占区的“司令”多如牛毛，三区的土匪武装籍（兴科）司令，也是这样起家的。耿聋子手里有了人马，一方面积极联络三区的地主武装，　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则又积极活动当铜山三区区长，以扩展其权势。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逃跑的县长曹寅甫赶回，想重建铜山县区政权。曹寅甫是铜山县七区人，徐州沦陷以后他就跑到安徽省阜阳去了，铜山地区呈现一片混乱状态。后来，国民党责令曹回来，要他重新建立县区政权。铜山县第三区原来有个区长，叫王茂珍，原是个教书先生。鬼子进徐州，他跑回老家湖东二区不出来了，三区区政无人主持，曹正想找个有实力的人来当三区区长，而耿聋子正拉着架势想当这个区长。这样，他们一拍即合。耿聋子就当上了铜山县三区的区长。

　　耿聋子当了铜山县三区区长以后，并不抗日，却积极组织湖西三十二个乡镇的地主武装，提出“保卫家乡”的口号，千方百计维持地主利益。自徐州沦陷，到地方上各种武装力量蜂起，“司令”如毛，一直到籍兴科率部起义，投向八路军，在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里，耿部与籍部的矛盾最突出。土匪籍兴科，以三区的五段为活动中心，不仅不与耿聋子合作，还到处打家劫舍，直接侵犯了地主的利益。这样，耿、籍两家矛盾日益加深，最后发展到火拼。他们之间从零星的磨擦到耿聋子排除异已，大举进犯段里。从大汉奸金霄虎拉拢籍部，到籍部突围大败耿部，把耿部赶往肖北，大小冲突，连续不断，耿、籍之间，积怨很深。

　　为了吞掉籍兴科，耿聋子除带领他的人马和动员三区三十二个乡镇地主武装之外，并向沛县的冯子固、张开岳等借来了钢炮，于一九三八年夏向籍兴科发动全面进攻。

　　籍兴科的人马是一伙乌合之众，敌不过耿聋子，他便投靠了徐州伪军金啸虎。

　　金啸虎是铜山县著名的大汉奸，徐州外围和铜山县的伪军全属他指挥。是日本人信得过的卖国贼。籍兴科投了他，他便从日本人那里调来坦克、大炮和人马，由他亲自率领，气势汹汹地杀向湖西铜山三区。

　　耿聋子本来就害着“恐日病”，那里经得起打着东洋人旗号的金啸虎的冲击！枪声一响，耿部便调头鼠窜、继而瓦解了。耿聋子本人带着仅剩下的六七个兵向西南逃去。最后，投靠了在萧县北部活动的耿蕴斋部。

　　耿蕴斋原来参加过共产党的，在白色恐布下自首变节啦。地方沦陷后他开始在萧县北部拉武装。名义上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下面的一个营，实际上也是心怀鬼胎，最后还是叛变了。

　　耿聋子投靠他之后，便以萧北为依靠，经常向铜山三区突击抓人、杀人，罚枪罚款，继续扩大实力，重整旗鼓。

　　正当耿聋子在萧北重整旗鼓的时候，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二十三大队在铜山三区活动的很顺利，部队由几十人发展到二百余人。芦楼乡的乡自卫队和郑集一带武进礼的杆子会武装也都拉归我们了。同时，苏北特委又建立了铜北工委，并筹建了铜山三区的人民政权。

5、铜北办事处
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以及它通过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给耿聋子这个从国民党政府小职员出身而又野心勃勃的反动政客打了气，壮了胆。

　　铜北各乡村中，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沦陷后，在困难深重之际，上述矛盾各方，特别是他们的青年子弟纷纷起来抗日，不少人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并肩作战，过去的矛盾被冲淡了，有的甚至瓦解冰消。但是在毛寨乡中的一场已经持续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事件却在继续着。矛盾的双方：一方以恶霸地主刘自修及其弟刘自强（刘大楼人）以及刘爱勋（黄庙人）等为首，一方以农民刘光涸及其子、共产党员刘大来和李成栋（李化民）为首。战后，他们分别归到国共两方，互相对峙。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军扫荡时，耻聋子这个铜三区区长逃往肖北，迟迟不归，刘大来、李成栋分别成了共产党领导的铜三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刘受勋则成了顽方铜三区区长，刘自修成了他的高参；到了四月，耻聋子卷土重来，并一跃而为江苏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指挥官，刘自强则成了耿聋子的高参，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眼中钉，斗争显然就激化了。

　　耿聋子从口头抗日、实际恐日开始，到败于日伪军及籍兴科部的联合进攻之后，到后来或明或暗地同日伪军勾结，联合*，并在敌人囤集重兵的战略城市——徐州的眼皮子底下，修建了他深沟高垒的“乌龟壳”——“新徐州”（李单楼）。这就使他构成了一个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却背靠日、伪，有恃无恐地残害民众，积极*的新格局。

　　1939年4月中旬，耿聋子和暗中归依他的叛徒二十三大队长袁晓天密谋制造了“瓦矿事件”。袁晓天，原系沛县青墩寺小学学生运动中的“八大革命”之一，后叛变。徐州沦陷后，为了团结抗日，我们不计前嫌，吸收他参加了二十三大队。袁任二中队长时只有六条枪，随我二十三大队活动一段时间后，力量不断壮大，已拥人枪四十多。可是在荣沟桥战斗失利后，善于投机的袁晓天一见形势不妙，受耿聋子拉拢意欲投奔顽军。为准备向顽军的“进见礼”，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旧历），袁晓天约李化民区长去他驻地（瓦矿村）议事，适化民有事，另派二十三大队杨海天、司元黄前往。杨到瓦矿后即被袁扣押，后来杨海天被托人救出，袁即率队投向耿顽。耿聋子利用他的权势，威逼原芦楼乡武装，二十三大队三中队长李世华向他投靠，三中队后来只有李来崇为首的一个排，顶住了耿聋子的压力，其余则随李世华并携轻机枪一挺，投向耿聋子。

　　苏鲁豫区党委针对耿聋子的*逆流，积极在铜北采取措施，根据丰、沛、铜一带的群众觉悟程度和革命形势，决定在这一带边境建立县级政权机构——铜北办事处，由郭影秋任主任，当时郭影秋未到任，副主任阎树棠主持工作。同时以黄河大队的一个连的兵力为主，集合地方力量，整编成了铜北独立营，下属三个连，约三百人，由赵峙宇任独立营营长，周锋（周惠林）从铜四区调任独立营政委。干部陆续集结，开始活动于铜三区西北部的沛铜边境一带。铜北办事处在铜北、沛南树起了抗日*的旗帜，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与进步人士，除铜北各区的党员、干部外，有些*人（如李庆久先生），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开始推行政令，行使抗日*政府的职权。虽然，有的乡村一直在对它进行抵制（如刘爱勋所在的黄唐乡），由于清正廉洁，加上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汉奸，保护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耿聋子，刘爱勋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铜北的局面，这就在敌伪顽群魔乱舞的铜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1939年8月，苏支四大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朱酒店缴掉国民党铜四区区队，长短枪一百余支，在肖庄活捉区长朱本瑞。继之在大新庄缴获国民党铜三区区公所全部枪支，在腰庄活捉区长刘爱勋（朱本瑞、刘爱勋后被我教育释放），打击了顽军及其政权的嚣张气焰。

　　9月，周锋率独立营赴铜三区湖里一带开展工作。县、区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新税收，印发了“铜北流通卷”，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布匹等支援大部队。

　　铜北办事处与铜四区区公所陈兴振区长密切配合，进行扩军，筹款，发展党组织等工作。

　　在二十三大队升编调离铜北的情况下，一九三九年九月以铜三区、铜四区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铜北独立营，营长周峰（铜北县委书记），下辖三个连，共约二百余人，一连连长韩恩斗，指导员丁禹畴；二连连长李绍元，指导员邵子雅；三三连连长赵瑶烈，另有铜北办事处警卫连连长董子明，指导员周立生。三区、四区还各有一个中队，总共兵力约五百入，活动在东自微山湖岸西、至梁寨一线。

6、“反托大会”
9月11日，湖边地委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

　　湖边地委“反托大会”会场。

　　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