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传记:FROM文艺范儿TO新生代导演-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沈从文能够很平静包容地看待世间的万物，侯孝贤他开始找到他的电影的态度和视点，而我，从这儿才发现从感受感情出发来寻找电影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概念、一个太理论的东西出发”。①所以贾樟柯立志要拍一部电影！他要的是创新！
贾樟柯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五代导演最活跃的时候。他入学之前张艺谋刚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着《活着》也快完成了。1993年那年正好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那时整个学校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让学生们很有自信。
第二章 银海学舟（6）
贾樟柯认为，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到了电影学院他才看到真正的电影。但学校本身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还是不多，因为他觉得大多数教授还是很保守。他说：“因为电影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审查控制的。举个简单例子，1993年的时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Godfather，1972）或《现代启示录》（1979），如果你不是导演，不是电影系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到了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书里看到的电影，真的能在银幕上看到。在电影学院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可以看电影，星期二是中国电影，星期三是外国电影。所以在这四年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进入了电影的世界。”①ǎ专｛花ǎ讪｛线ǎ楱｛库ǎ� ；。。
在北影，最吸引贾樟柯的只能是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只要一到课余时间，就到图书馆去浏览钻研。
北影图书馆，是贾樟柯心目中的“精神圣殿”。图书馆装饰典雅，多种典籍、图书、报刊，品种繁多，排列整齐，取阅方便。特别是收藏了许多香港、台湾出版的电影书籍，这使贾樟柯爱不释手，潜心钻研。只见他有时左右巡索，有时埋头伏案，有时目不旁瞬，有时奋笔疾书。在这里，使他真正浸润于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在北影的四年，贾樟柯就是这样一头扎在书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阅读，他如海绵吸水逐本逐本地阅读。当时，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很多都是些西方经典的翻译，如巴赞（AndréBazin）、爱森斯坦（SergeiM。Eisenstein）的理论，后来有较新的当代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但是第一手介绍导演，还有导演访谈的书籍很少。那时候贾樟柯在图书馆看到了《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Scorseseon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的《雕刻时光》（SculpturinginTime：ReflectionsontheCinema），以及侯孝贤等人的访谈。这些书籍（当时）在中国内地都没有出版过，只有在这个图书馆能读到。而他的兴趣在导演，所以他以为“真正替我打开了一扇窗的，就是这些书籍和这些电影”。
贾樟柯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规矩，每个星期要看两部新的国产电影，看了两年就开始逐渐有一种不满。这种逐渐的不满来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银幕上是看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个荧幕世界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小城市、县城农村长大的孩子，特别是对来自内陆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时又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困难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当时的电影里面是很难看到，时间长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满，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选择电影，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长期的一种生活历练让我自己有一种表达的愿望，希望把我个人的生存经验能够通过电影呈现出来。”①显然，电影界的这种状况，令贾樟柯不满，也给他动能，促使他“决定自己干”，他要把自己认为被银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现出来，“这是我最初做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就是在争取话语权”，②贾樟柯说。
不过，贾樟柯对母校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他觉得北影这所学校各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它鼓励学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导演，并尝试写剧本，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当过很多次“枪手”，坐在自习教室里为别人赶写电视剧本。那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挣一些钱补贴自己的短片制作。“我的剧作能力是写电视剧写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拍电影不用剧本”，他这样说过。
第二章 银海学舟（7）
■4。喜欢三个词——青年、实验、电影
贾樟柯这一届北影文学系的同学，总共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住在北影618房的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
起初，他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他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他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贾樟柯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顾峥和王宏伟都没有往心记，因为他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都变了。这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game。mihua
当事人之一的顾峥回忆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事实也是如此。进校以后，全体同学观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片子是第五代电影继《秋菊打官司》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们不但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的票房，同时还得到了影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这非常难得。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的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电影得奖模式的《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当时我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的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第二章 银海学舟（8）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有拍电影的权利。∧米∧花∧在∧线∧书∧库∧ ；http：//。。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的《爱比死亡更冷酷》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①
为了扩大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贾樟柯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他们不等不靠，自己筹措资金，动手开始做片子。
《有一天，在北京》，虽然一部只有十分钟的纪录片，却是贾樟柯自己拍的第一个短片，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一个印象性作品。对此，贾樟柯介绍说：“《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是我自己做摄影师拍的。这是个录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镜头）看这个世界，拍摄时那种兴奋的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们只拍了一天半，但却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开始描述、观看这个世界，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因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电影，也是个实践之作。当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摄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些人。这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些游客的记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从农村、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广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说有管理者、在北京这个城市里休闲的人、放风筝的，或带着孩子来度假的。但我还是很自然地拍摄一些外地来北京的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说，我和这些人有一种天然的融合吧。”①
贾樟柯的合作伙伴顾峥，则向我们介绍了《有一天，在北京》拍摄背景和具体运作过程：“1994年，……在一片电影商业化的呼喊声中，我们却要拍纪录片了。老贾对纪录片非常热衷，我和王宏伟在心里却有些打鼓。一方面第一次拍片有些紧张，另一方面事到临头又有些怀疑事情的价值。钱是老贾从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找来的，他们来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头的广告的资料，便来电影学院找人。这伙山东大汉在我们楼下找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们，被贾樟柯碰上了。老贾没有像别人那样见人就觉得是骗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谈好价格，对方便付了一千元定金。
第二章 银海学舟（9）
“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知道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一天拍我们自己的东西。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不知道拍什么，最后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以后在小组中的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我们忙，便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