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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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肿钤绲氖樾春鹤旨锹颊庖恢率邓奈琛；痪浠八担底鞒稣飧鼍龆ǖ闹饕康氖橇私庥凶旨坠鞘欠袢源嬖凇９唬诳蒲Х椒ǖ闹傅枷拢四甓嗉岢植恍傅墓ぷ髦螅冢保梗常赌晗募痉⑾至薍１２７龟甲档案库。它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１２７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７—９８页。
后来，世界档案大会和国际图联大会采信了李济等人的观点，将H１２７坑定为世界最早的档案库和图书馆。
七、 殷墟的最后一瞥
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发掘团在烈日酷暑中组织了瓦屋村和大孤堆的发掘，秋后组织了大司空村第二次及小屯第十一次（即殷墟第十四次）发掘。年底，李济受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合会邀请，将出访英国，他把考古组主任的工作委托给梁思永代理。在他的计划中，１９３７年春还将进行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和附近的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等地的发掘。这将是李济唯一没有主持，甚至难以过问的考古活动，他只能在遥远的异乡暗暗牵挂和默默祈祝。
１９３７年４月８日，潘悫报告梁思永：“工作地又有大批发现，有陶器玉器铜器等。”所档：考４—１０—１２。１９３６年，考古组同人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门前（后排左三为李济）。（李光谟提供）
殷墟到底还藏有多少宝贝？真让人难以估计。也有人的想象如蝇逐臭。５月４日，石璋如致函梁思永、董作宾：“《大公报》、河南《民国日报》都大登特登言过其实的新闻，应如何对付，请示知。”所档：考４—１０—２６。对待流言的办法是让它*云散。５月１１日，石璋如再函董作宾：“关于新闻稿件，此地同人均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再管，待将来收工后，作一次发表，不知以为否？”所档：考４—１０—２８。６月１９日，第十五次殷墟发掘结束。７月２日，潘悫在工地上写信给梁思永回报善后事宜：“石璋如先生携魏善臣已于昨晚赴平，标本起运须俟铁部公文到达。所有结束各事均经齐备，收支各款周内即可呈报，关于长工之去留亦均经石先生指示仍按去冬收工后办理。”所档：考４—１０—４９。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6）
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安阳发掘的众兄弟面对突然到来的灾难都有些措手不及。７月１６日，王湘函李光宇：“安阳工作已完，昨晚来汴，事毕即返京，预计廿日可到，殷墟遗物五十箱想不日即可到京，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驻军加多，办公处有被占之可能，因觉经纬仪存开封较安全，故带来此暂存。”所档：考４—１０—６０。７月□日，潘悫函李光宇：“恐要有三四日的耽搁，真是愁人，嫂夫人是否已逃出来了，其实北平不见得有多大危险，不过以后交通全断生活实成问题。”所档：考４—１０—６１。
卢沟桥事件有如一道强悍的“休止符”，蛮横地结束了史语所殷墟发掘的乐章。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的考古发掘。自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第一次发掘起，经过十个年头，除小屯及侯家庄西北冈等处遗址外，还发掘了后冈、四盘磨、王峪口与霍家小庄、高井台子、侯家庄南地、武官南霸台、四面碑、大司空村、同乐寨、范家庄等处遗址，调查遗址六十余处。在洹河南岸小屯村，挖出了成片的版筑夯土基址和一排排整齐的立柱基坑。从建筑物基础的规模和形制可以断定，这一带是宫殿和宗庙所在。在洹河北岸的发掘，找到了规模宏大的八座大墓。有的大墓有四个数米宽的墓道，大墓中有大量的人殉陪葬，按照中国古代礼制，此类大墓只有帝王才能享用。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还有刻在出土甲骨上的晚期商王名字，基本上与史书的记载相合，毫无疑问，这就是殷墟，商晚期的都邑所在。
安阳的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７页。
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也让全世界的学者知道了“李济”这个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谈到李济对殷墟发掘的贡献，石璋如回忆：第三次发掘到第四次及第六次发掘，李先生都是住在安阳亲自指挥工作。第五次因为“九一八”事变，必须在平处理考古组的事务，未能前往，但六次又亲自参加了。自第七次起因为研究所由平迁沪，又由沪迁往南京，并在南京建筑所舍所务甚忙，虽不能亲自参加，但也要于百忙中抽空到安阳一次，住上几天，慰问在田野的工作人员，指导工作，一直到十五次发掘为止，都是如此。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随着时代的演进，田野考古发掘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李济最初在安阳发掘所采用的方法，如最早提出的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现场）的原始照相；绘图记录”的要求等，则是海峡两岸考古学界始终遵循的不二法门。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1）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入侵，使得汉民族多次被迫迁徙，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中国的民族，这是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基本观点。20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又遭遇强邻压境的危险，国人又喊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又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命运，李济一家又开始了从北到南的迁徙……
第一节达子营·方砖厂
北京是李济的第二故乡，李济受这千年文化古都的滋养远甚于故乡钟祥。北京达子营１６号是老爷子李权置下的一个院落，他从湖北来京会试受封，就领着一家子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厂甸，住有不少的湖北人，湖广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
“达子营”是一块历史活化石。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研究，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老北京元大都，是元代蒙古族官军进入最早的地区，达官军人及其眷属在此生息繁衍很快，有很大的势力。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将蒙古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采取了恩威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京师的达官享受与京官相同的待遇且有所优惠；一方面将其迁徙集中安置于诸卫所，便于加强监控，以利“民族同化”。老北京除达子营外，还有达子馆、达子桥、骚达胡同、骚达子大院等。这些地名一直延至解放前后，大都与明初蒙古族徙居北京有关系。
李济在达子营１６号度过少年时光，及至海归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博士论文的形成，不知可有来自“达子营”的青春记忆？
李济结婚很早，１９１７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在家人的张罗下，与湖北姑娘陈启华在“达子营”家中拜堂完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我采访李光谟，专请他谈谈母亲。我母亲姓陈，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妇女。家里也是钟祥的大户家庭，比我们李家家境更好，人家都叫她陈三小姐。她的文化程度相似于初中吧，主要是家学。她和我父亲订的是娃娃亲。父亲随爷爷离开钟祥到北京。父亲读完清华学堂要出国留学，在爷爷的主持下，把母亲接来北京完婚。那时父亲二十挂头，母亲十六七岁。母亲家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满意，有人说把陈家的闺女骗到北京。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李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可见他回忆清华岁月的一篇文章——《仁友会史略》。他在文中谈到，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但好些会员无法实行。“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会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些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条件”李济：《仁友会史略》，《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６页。。李济的话很含蓄，没有提到“不能履行这一条件”的“好些会员”中包括自己。那时，不少青年的结婚，与其说是找爱人寻伴侣，不如说是为家里娶媳妇。李济完婚时，任清华仁友会会长，正是他赴美留学的前一年。他也屈从了“旧社会习惯的压力”，带头破坏仁友会禁令。也许，李济的父母与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安家是让孩子安心的最好途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2）
达子营李府的少夫人陈启华，瘦小的肩上，毫不畏惧地挑起一个大家的担子。对上伺候公婆，对下照管孩子，还要操心丈夫，应付姑子，铺排保姆，和睦邻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不能有半点闪失。
李光谟向我讲述：搞考古的老先生像苏秉琦、夏鼐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小脚太太，后来放了脚，属半开明的。老先生出国也带着小脚太太出国，也许是胡适之先生开的头。父亲出国后，我大姐姐出生，不到两岁就病死了。父亲在国外很伤心。这时徐志摩有书信劝慰他。母亲在家主要的事是伺候奶奶，她肺不好，一直伺候到我满一岁时奶奶去世。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多为两个极端，一种如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文字也如他们的思想，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一种则如丁文江、胡适、萧公权等学者，接受家庭和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在家庭之外，他们把心思寄托于更重要的学术担承。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在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有一个自己的家。旧南院有一片小平房，分住着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１—２号住赵元任一家，３号住着陈寅恪，李济住９号。他的家在城里，不是每天都住那里，学校有事临时脱不开身，或要静下来读书著述才躲进那方小天地。有时，李济读书著述，一个人住在清华园的旧南院宿舍。夫人陈启华只有身体怀孕，确需休息静养，才去陪一阵先生，在旧南院享受小家庭的乐趣。
李济留学归来后与夫人陈启华摄于故宫。（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９年６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家住达子营的李济上班太远，于是举家搬到地安门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那是一座有三进房的大四合院。其时父亲李权早已赋闲，每日诗书自娱。李济收入丰厚，月薪四百元大洋，几乎是京城一百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于是，家里添置了一些像样的家具，他自己也开始置办书籍。一次在商务印书馆订购了《涵芬楼重印本四部丛刊》，花去八百大洋，那套带有十二个大玻璃门木柜装置的影印线装丛书，直至１９３０年才全部出齐。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李济旧居。（岱峻摄于２００５年）
１９３０年前后，又买了一套带木柜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花去三百元大洋。这些书作为学者的基本建设，也是向兼通文史的父亲表达的一份孝心。
１９３０年，李济六十二岁的母亲病逝，夫人陈启华至此方才解脱多年照料病人的劳苦。李济将母亲安埋在清华园附近，那是他成年后送走的第一位亲人。１９５７年，清华大学扩建，贴出迁坟通知，得知李家尚有人在大陆。李光谟在堂叔李进之的协助下，把停厝南京的爷爷的骨灰迁来北京，与奶奶合葬在福田公墓。完成这件事，对远在台湾的李济是一个很大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