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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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7）
在一个弱国穷国从事考古，既希望得到国外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又要维护民族自尊，有时真是进退维谷。李光谟说：比如粘铜器陶器的虫胶，长条，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味特别好闻。那种东西要从美国进来，成桶地买。出土的陶片没那个东西，就粘不起来。就为这个还要给他们（弗利尔）造预算，多一点都不行。
最初合同就是冲李济签的，他在清华，弗利尔跟清华签；他到中央研究院人家跟中央研究院签，就因为他是弗利尔科学考察队的正式成员。弗利尔为了在中国搞考古，要跟中国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条件。父亲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当然知道规矩，他事先就向弗利尔艺术馆提出两个条件：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团体合作，发掘出土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提供的经费可以接受，交换的只能是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否则宁可不签合同。弗利尔也在和别的地方谈，也按李济的模式一样做。北师大跟它有合作项目。中研院是头一个跟他们合作，也是头一个反目的。父亲到最后也吵架了，是在傅斯年跟弗利尔吵架之后。
我为什么说虫胶的事呢？他们硬要一点一点地算，硬给他抠，给他提供一台打字机规定只能打与弗利尔有关的内容，不能打别的东西。最后分手父亲也没太生气，背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称“中基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美国国会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交给“中基会”掌管，其任务是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基会”首任董事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董事有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学者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贻春、丁文江等。（以下称“中基会”）撑腰。傅斯年是一刀两断。父亲跟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断了，但认为毕士博这个人还不错，是做学问的。他后来在*里很怀念他。
我后来去弗利尔艺术馆要材料，艺术馆已撤销了。接替它的是福特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说父亲给弗利尔艺术馆的文章只发表了一篇，他们也没完全履行合同。美国人一撤走，“中基会”就给钱了。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中基会”接受胡适董事的建议，自１９３０年起，即授予李济考古学教授讲座一席，１９３１年又每年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的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第二节转战城子崖
一、 山东古迹研究会
１９３０年夏，史语所考古发掘离开黄河之南，移师太行之东。史语所与山东颇有渊源，傅斯年家是山东望族，吴金鼎、于道泉等也都是山东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地方名要都是傅斯年的朋友。傅斯年曾这样谈起山东考古的起因，“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
今日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最初，史语所想在临淄建山东田野工作中心，派于道泉、吴金鼎前去考察。８月底到１０月初，他们在呈傅斯年、李济的几封信中报告了解到的情况：“到了营丘，惊见临淄古迹已被公然发掘，亦喜得从发掘的沟中稍得领略临淄文化层之内容。”“农耕可能不知不觉践踏着石器及珍贵之陶片，所可寒心者。”“临淄文化层之包藏极为丰富，可发掘之区域业已找到三四处，唯临淄一带的人工近来贵得很。”“直到今天所得的印象就是临淄古迹之值得发掘是毫无疑问的，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所档：考１—２—４２、４６、４７、４８。１０月６日，李济、傅斯年回电，“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工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所档：元１７０—３。河南的前车之鉴，他们不得不事先防范。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8）
１０月中旬，李济赶到山东济南，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先去临淄察看情况，返回济南后，吴金鼎又陪恩师到他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察。两相比较，李济考虑到临淄古迹工程浩大，涉及面广，时间和经费都不足，且与史语所“加长中国上古史”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决定先发掘城子崖遗址。城子崖是吴金鼎几年前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８年４月４日，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吴金鼎回山东调查古迹，在行经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东北的城子崖台地时，看到断崖上有火烧的痕迹，土里有陶片、贝壳和动物骨骸，随手还挖出两枚粗糙的骨针，细察土层，不见金属、瓷器碎片，更无煤渣，吴金鼎意识到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后来他将前后六次平陵汉代济南郡平陵县治所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镇东北。考古调查的经历写成《平陵访古记》。因殷墟发掘的启动，城子崖遗迹成了一道“伏笔”，而今是重写华章的时候了。
１０月２７日，傅斯年也赶来济南，他与李济代表中研院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反复磋商，并报经山东省政府通过，商定了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意见：以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各聘二至五名组成；研究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办事处；工作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中研院担负科学发掘的指导之责，山东省政府担负保护之责；经费由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必要时可由中研院独自承担；发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以便研究，唯因研究之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页。。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原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及刘次箫、张敦讷等。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研究会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
消息传出，风靡泉城。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何思源主持会议，请李济演讲，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地文化人蜂拥而至，一座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
李济先讲山东发掘为何首选城子崖。他谈到，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得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起发点。大部分学者都选择夏、商、周三代，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此时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长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就可解决。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虽已大备，然而经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所以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及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城子崖的发掘，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为推翻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李济讲到，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好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来，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这学说自然由此得了些强有力的新依据，不过就这些已经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实证。因为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东南，河南的东部，以及山东一带，尚没有发现这类的陶器。所有这些新发现研究的结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问题：中国内地东北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李济的演讲，无意中点燃了听众的民族主义薪火，也成为争取支持的最好动力。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9）
演讲完毕便是自由提问。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何不同？”李济答道：“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东城子崖首次发掘开工前。后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济。（李光谟提供）
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李济的幽默与机智激起一片笑声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页。。
傅斯年有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李济有运筹帷幄的缜密，加之傅斯年吴金鼎何思源王献唐等人缘地望，城子崖发掘已是风正帆满……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
这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采用了考古层位学的方法，详细绘制了地层图。“地层”一词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天长日久必然会在原来的生土上堆积一层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层。在灰土层中，常夹杂着人类活动的遗物，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