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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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寒冷的夜里，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天空，希冀从寂静中捕捉到毫无可能的南线的枪声，捕捉到一点豫东那座他儿子所在的军营在战争期间的颤动。那时候，他想了什么呢？他深层的思考，哪怕是一些最简单的疑问，又是一些什么呢？不消说，母亲睡醒之后，看床上无人，会去后院找他；许多时候，母亲也会同他一起在那狭小的空院里走来走去；或者，母亲站在一边，望着父亲的走动，望着父亲在仰望着浩大无言的天空。这时候，这对多难的夫妻、我的双老他们会有一问没一答地谈些什么呢？关于战争、关于他们的儿子、关于他们眼中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在世最基本的生存，还有生、老、病、死和他们儿女的婚姻，哪些是他们最深层、最直接，也最为简单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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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命运
说实在的，别人对命运和生死有那么多深邃的思考，而我的这一思忖，是这么的浅薄和多余。可是，因为想念父亲，我还是常常会对此去重复着呆想傻念。而且这种呆想傻念，很像旧时人们说的乔张造致，很像今天人们说的装腔作势、扮秀演花。可是，不能不想，又想不出对命运有更为深刻、新意的解释。一如学生无法解释X或Y有什么意义一样，对这些呆想默思，如秋天到了，草叶即便年年飘落、景象重复，可也还是要复落再落。所以，我自己总把我的呆想傻念，说成是虚浮的沉深。我重复地呆想，命运不是因果，命运甚至不含因果。命运是一种人生的绝对，是一种完全的偶然。缓一步说，命运是完全偶然中的因果；是因果中完完全全的意外、因果之外的因果；是因果之外的偶然的生发；是一种完全无事的生非。饿了吃饭，没有粮食便必有饥饿，这不是命运，这只是人生。冬天来了便要下雪，因为没有火和衣服，人也就活活地冻死在了冬季，这也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因果的一个注释。可是，你本来要往东边去的，不知为什么却到了西边，又踏进了一个坑里、一个井里，腿便断了，人便残了，一生便不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也许才含了命运的意味。你本来正在一座山下走着，手捏着刚领到的结婚证书，边走边唱，为明天自己将入洞房的婚喜高兴，可是、可是突然从山上无端地滚下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你的头上，你便突然死了，告别了这个世界，结婚证书鲜红艳艳地落在一边，这才是命运。才是人生中的命运。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如阳光下突来的闪电雷击所生发的悲惨结局；如一位教授的一句逗乐的玩笑帮他洞开了黑暗的狱门；再如一个行乞者凭空一脚踏出了金银元宝，他正怀抱金银要美梦成真时，一柄寒刀却闪在了他的头顶。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生是欢乐和苦难的延续，而命运是欢乐和苦难结束后的重新开始；人生是上行或下行的伸展，而命运是左行或右行的改变；人生是一湖浅青碧绿的水，而命运是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海。或者说，人生是风雨阳光中的草，而命运则是镰刀或牛羊的牙齿；人生是蚂蚁无休无止的爬行，而命运则是突然落下的一只大脚；人生是稼禾的授粉或灌浆，而命运是授粉或灌浆时的一场暴雨。还可以怎样说呢？还可以这样地说，人生是过程的话，而命运则是人生的结局，是结局后的新生或开始；人生是舞台上的戏文和演进的话，而命运则是大幕的启闭、始末和戏文的起转与承合。如果说，人生要靠命运来改变的话，而命运则不一定要靠人生来生发，它是无可阻拦的突发和变故。总之，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或跌落；人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有关、无关的延展和突变；人生是可丈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可也常常有着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就是悲剧。再或说，若人生是喜悦的话，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了眼泪，那么，命运则一定是悲而无声的哭泣；若人生是温馨的哭泣，那么，命运一定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的长啸，那么，命运一定是长啸前突然来到的死亡。
一句话，命运就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尾声，是人生中顿足的忏悔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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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罪孽（1）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在战争期间病倒了，是因为我要逃离土地的参军倒下了，而且很快由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夏天还好，冬天则成了他的灾日：终日的剧咳，甚至因为咳嗽、吐痰而使他一连半月不能有些睡眠。似乎不能把父亲的病归罪于南线的那场战争，似乎只能归咎于他的人生与命运。战争是什么呢？战争的形态实质就是灾难，而灾难就是平地生雷或晴天霹雳，百姓又如何能够预知呢？说实在的，倘若我知道军旅的途道上等待的是一场战争，我想我不会那么固拗地要逃离土地去参军服役，不会把一个儿子应该承担的担子义无反顾地全都放在父亲的肩上。剩下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完全可以不去服役，完全可以同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在土地上耕种劳作，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去父亲会在基本病愈多年后复发他的旧疾吗？不复发旧疾他会在58岁就离开这个他苦苦留恋的人世吗？父亲的病疾和故逝，如果说是他的命运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生，那么，他的命运又是谁给造成的？我在他凄悲、苦难的命运中，是个什么角色呢？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些一目了然的答案，在父亲患病之时和故逝之后的最初年月，我很少认真地去想过、思忖过。事实上，是我没有胆量去思考这些，害怕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过错，会*裸地摆在我面前，像学生总是不去看老师在作业上改错后的红笔批注样，我总是绕开这些最直接、简单的问题，以能有的“孝行”来弥补——实际就是遮掩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和罪过。早先，我在哥哥没有给家里装电话之前的十几年里，保持着每月给家里写两封信的勤勉以报平安；现在，通讯发达了，我则每隔三天两天，都给母亲打个长途电话，说些淡清的闲话，保持着那种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必须的通话联系。离开家乡、离开土地长达三十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千方百计要回家过年，哪怕当战士和刚刚提干初期时候，纪律如铁，我也总是假词理由，要在过年时回家陪着母亲熬那大年三十的传统除夕，偶遇实在不能回去过大年初一时，也必要回去过个初五或正月十五。早先时候，我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当年我写的那一大叠儿母亲整整齐齐收好的报安信件撕毁或烧掉，以免积得过多，被人窥出那其中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时虚浮大于实在的隐秘。我在拿每月6元、8元的津贴时，每三五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在提干之后，每月领了工资，除去伙食与仅有的零用，也都如数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的吃药和疗病。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似乎连他睡觉时，也许都还总睁着一只似公不公的眼。这样，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的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17年病痛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元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菜、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12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5至6元钱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好会过些；如果没有这5到6元钱，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 想看书来
8 罪孽（2）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当下，我顿时哭了。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去看。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了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然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告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10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真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10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疼痛。给父亲送葬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仅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变得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而独属于我的顿足的懊悔，则是在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