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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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老陶和赵宁生讨论问题时，都要让小陶留下来旁听。小陶看着老陶凯旋而归，看着赵宁生俯首称臣。老陶觉得，对小陶而言这不啻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歪理总是说不过正理！”事后，老陶不无得意地说。他意识到，这样做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仅仅让小陶疏远赵宁生是很不够的。
现在，老陶已经禁止小陶留在赵宁生那里过夜，但赵宁生和夏小洁还是常来。更深人静，赵宁生对小陶的说教已经停止，可老陶家堂屋里的问题讨论正方兴未艾。专业作家老陶、陶培毅，一贯善于玩弄语言文字，借古喻今、旁敲侧击，这会儿派上了用场。很多对赵宁生说的话实际上是针对小陶的。老陶又多了一种教育儿子的手段、方法，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5
一年多以后，小陶去洪泽上中学了，赵宁生仍然留在葛庄小学当他的老师。小陶住校，大约每个月回一趟三余。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去葛庄看望赵宁生。赵宁生仍然会来老陶家，打听小陶的消息，但他从来都没有碰见过小陶。赵宁生来老陶家的次数也比以前少多了。由于没有了小陶的牵连，老陶家人对他的态度明显的冷淡。堂屋里的高谈阔论基本停止了。
夏小洁因劳动表现好，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了大学。赵宁生再来老陶家时，自己骑着自行车，形单影只的，甚是可怜。
实际上，在夏小洁被推荐上大学前半年，他们就分手了。分手的原因，自然是他们的恋爱关系常常招来非议。
夏小洁哪里都好，惟一授人以柄的就是和赵宁生的关系。她主动提出和赵宁生分手，马上便变得白玉无暇了。这样的知识青年不上大学谁上？况且，夏小洁与赵宁生分手的行为需要大大地加以鼓励。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知青的劳动表现和夏小洁一样好，成份也过得硬，但没有与赵宁生恋爱而后再分手的经历，被推荐上大学的肯定是夏小洁而不是那个女知青。难怪有人说，夏小洁利用了赵宁生。别看她平时老实巴脚的，其实阴得很。说这些话的当然是那些没能上成大学又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可以理解。
赵宁生（6）
现在，赵宁生来老陶家时，独自骑着自行车，再也没有人带着他了。坐在老陶家的堂屋里也不再夸夸其谈，而是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有一阵他又来了精神，因为南京某化工系统来当地招工。赵宁生自忖：自己出身不好，在当地名声也差，当一名正儿八经的工人是没什么指望了。但进厂当一名厨师，给工人们做做饭还是可以争取的。据说这次招工量大，工种也很齐全，甚至包括了食堂里做饭的师傅。在老陶家堂屋里，他絮絮叨叨说的就是这件事。
随着来访次数的增多，赵宁生的情绪也越来越好，甚至有些亢奋。看来，希望是越来越大了。直到有一天，他徒步而来，让老陶家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赵宁生居然没有骑着他的自行车！一来之后，他就坐在老陶家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也不说话，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刷地流淌下来。赵宁生一面抽泣，一面摇晃着一只手臂。那只手臂担在椅子背上，并从那里垂挂下来，晃晃悠悠的就像一只空袖管。
事后，老陶家人才知道，赵宁生的厨师名额被别的知青挤了，招工的事黄了。问起他的自行车，才知道由于闻讯后慌不择路，他连人带车掉进了一条干沟里。幸亏是冬天，沟里没有水。但自行车摔得很厉害，已经不能骑了。赵宁生的两只手上满是擦伤，裤子的膝盖也撕破了，他本人竟然一无所知。
赵宁生一面哭，一面用流血的手抹着眼泪。他哽咽着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又踩到这里的烂泥巴了！”
6
这以后赵宁生再也没有去过老陶家。后来，听说他办病退回了南京。赵宁生是葛庄人用凉车子抬到小墩口的，从那儿上了去洪泽的班车。他终于没再踏上葛庄的土地，并且，从今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
知青下乡，无非有如下几种出路。
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离开农村。这是最佳选择，但机会少之又少，一百个知青中恐怕轮不到一个。这样的好事，却让夏小洁摊上了。第二条出路是当兵，如老江的女儿。这也是上上之选，其困难程度几乎和上大学一样。最常见的回城途径是通过招工。但名额有限，供大于求，因此竞争得十分激烈，比如赵宁生就惨遭失败。反之，像上大学或者当兵竞争倒不是那么厉害的，因为一般的知青不敢有那样的奢望。上大学或当兵非人力可为的事，乃是天意（和家庭出身以及后门紧密挂钩，二者缺一不可）。最后剩下的知青，如果还想回城，只有苦熬着。不结婚、不恋爱，尤其是不能和当地的姑娘或小伙结婚恋爱。
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这是他们下放时的平均年龄）熬到了二十六七岁，这十来年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别忙责怪我撇开感情问题不谈，再热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服从于生存（如赵宁生和夏小洁的故事）。青春热血的他们如何解决*问题？这很实际，也很必要。但对此我和读者朋友们一样，一无所知。
在三余、在葛庄、在汪集、在整个洪泽县，常有类似的故事流传。一个女知青养了一条公狗，每天晚上搂着睡觉。或者，某个男知青搬了一张小板凳，站上去，从后面干一条生产队的耕牛。这样的事我宁信其无。但有一件轰动全县的案件，却是小陶亲眼所见（布告）。
那时，他已经在洪泽县中读初中了，一天，在街上看见了一张人武部张贴的布告。被宣判者是插队于某公社某大队某生产队的一名知青某某某，性别男，罪名是破坏春耕生产。小陶仔细阅读完全文，才知道那知青是如何破坏春耕生产的。原来，他奸污了生产队的一头母牛。母牛被奸污后犁起地来有气无力的，此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于是便破坏了春耕生产。
回到上文，熬得住的，还得努力劳动和表现，因为总有一线希望。这倒是一件好事，省得精力无处发泄。直到有一天终于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如此一来就可以办病退回城了。所以，病退也是继上大学、当兵、招工之后的另一条回城的途径。赵宁生最后走的就是这条路。
也许，我说得过于惨烈了一些。既然病退是一条回城的途径，想办法诈病的人自然不少，不必要真的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以此方式回城的知青自然工作没有着落，二十七八了，还得靠父母养着。但他们宁愿如此。
再说那些熬不住的，就在当地结婚生孩子了。无论对方是农村的姑娘小伙，或者也是知青，都再也没有回城之日了。一家三口或者四口五口（得看生了多少）都是农村户口，和当地农民一样，得下田种地靠挣工分度日。这才是老陶说的扎根、打万年桩的意思。作为一名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至此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功德圆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知青的种种出路，是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小陶的明天。关于这一点，老陶的心里再清楚不过。别看小陶现在小学毕业了，上了洪泽县中，成了三余惟一的中学生，但他早晚还得回到三余，就像靳先生的儿子一样。
关于小陶的前途，当兵已无可能。不说别的，就说那副眼镜。上大学，就更无这样的奢望了。因为老陶、苏群以及陶文江都有政治问题。病退，往哪里退？老陶一家已经在三余了。仅有的两种可能就是进厂当工人，或者和当地的姑娘结婚，在三余扎根。二者必居其一。
洁癖（1）
1
陶文江是老陶家最年长的人，下放那年，已经虚龄七十了。他的身材也是全家最高的，一米七八左右。平时，陶文江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仍然十分浓密，一丝不苟地向后梳起，加上沉默寡言、表情庄重，不免让人肃然起敬。解放前，陶文江做过南京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在一次集体仪式上加入了国民党，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所以说，他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的。
解放后，陶文江即退休在家。从此他便不再提笔写字，作为一个读书人，每天只是翻翻报纸而已。到后来，他竟然真的不会写字了。当然，读书看报还是不成问题的。
陶文江很少发火，但一旦发起火来却十分了得。他会将手边能抓到的随便什么东西（比如一只茶杯）扔出去，同时大声地吼叫，声势可谓惊人。过后，他平静下来，再将地上的杯子碎片扫进一只撮箕里。然后拿来拖把，仔细地把地板上的水迹拖去。
*中，老陶家经历了不少危机，陶文江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当时，他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重新审查。每周一次，陶文江要到当地居委会交代问题、汇报思想。回家后，他更加沉默了。具体情形陶文江拒绝向家里人透露。
只是有一次，他从居委会回来，扔了一只杯子。陶文江用脚拼命地跺着地板，一面跺一面大声地叫喊：“该死！该死！该死！”同时面孔涨得通红。
老陶家人不知道他在骂谁，说谁该死，是审查他的那些人？还是说他自己？总之感到非常可怕。事后问起发生了什么事？陶文江自然是无可奉告。
这是仅有的一次。其它的时间里，陶文江表现得十分顺从、配合。无论是老陶被打倒，造反派上门贴标语的时候，或是破四旧，家里被抄时，还是全家被批准光荣下放，他们又来贴标语。陶文江手托一只浆糊瓶，将门框上的标语一一粘好、抹平。他干得有条不紊，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一视同仁，就像他不认识标语上写的那些字似的。难怪老陶会说：“爸爸有洁癖！”
的确，陶文江爱干净，喜欢整洁，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不仅是自己家门上的标语。后来邻居老王被打倒了，门框上也贴上了火烧油煎之类的标语，陶文江也一如既往，手托一只浆糊瓶，去他们家门前忙活。老王的家属敢怒不敢言，对陶文江怒目而视。后者就像没看见一样。
除了粘贴标语，陶文江还喜欢扫地、拖地。自己家不用说了（红漆地板经过十来年的扫和拖，已是班驳不堪，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木质。而邻居家的地板仍然是红通通的），平时没事，陶文江还经常去共用的走廊上、楼梯上扫地、拖地。老陶家住在三楼，三楼的走廊和楼梯不用说了，有时候陶文江会一直扫到二楼去，甚至一楼去。
对陶文江此举，楼内的居民评价不一。有的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有的则认为陶文江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并心存感激。也有的邻居以为这是居委会派给陶文江的任务，他是在劳动改造。陶文江还打扫楼内的厕所，这就更说明问题啦。这年头，有政治问题的人有很多都被罚去打扫厕所，或者去扫马路了。
2
下放以后，陶文江仍脾气不改，成天手里拿着个条把，扫个不停。
三余的地面没有砖石，也不是水泥的，陶文江一扫就是半撮箕的土，收获很是丰富。房子里的地面也是泥巴的，陶文江每天都要运几撮箕的灰土出去。天长日久，地面明显下陷，门槛外面要比里面高出许多，一下雨，水就会灌进来。于是只好将门槛加高。门前的空地，也被陶文江扫得锃光发亮，阳光一照，只见一块块踩实的圆疤。当然，在三余，拖把是用不着的，但陶文江舍不得丢弃，只是将它束之高阁了。 。。
洁癖（2）
陶文江的另一项任务是擦灯罩。前文说到，三余人照明用的是一种自制的油灯，是墨水瓶做的，用一根棉线做灯心，点的是柴油。柴油便宜，加上灯火如豆，点这样的灯比较节省。老陶家都是近视眼，晚上还要看书，柴油灯自然不能满足要求。
他们家点的是从汪集供销社买回来的煤油灯。这种灯有一个玻璃灯罩，三余人称它为罩子灯。罩子灯点的是煤油，比柴油贵多了，但因为杂质少，灯焰不冒黑烟。灯心也是专门的，扁扁的，有一厘米宽。点燃后自然光明耀眼，读书写字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灯，三余村上只有老陶家里有，而且不止一盏，有三四盏之多。每天晚上，一齐点燃，老陶家人就置身于光明中了。三余人碰上重要的事情，就会来老陶家借灯，比如在牛屋里（现在的牛屋，而不是老陶家住过的牛屋）开社员会议，或者谁家办喜事结婚。当然，煤油还得老陶家出。
每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陶文江就开始擦灯罩。他将四盏煤油灯收集一处，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