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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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可惜的是，对于当时诗歌的这种不正习气，作为皇帝的萧衍却却并不加以矫正，而且他“内心恐怕还是欣赏艳体的”，因为他早年也曾热衷此道。因此从这一点上而言，南朝的精神与士气沦丧，也并不是偶然的。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文化浩劫，后面还将提到。
3、他的文学水平其实并不高
这里便要专门谈及萧衍的文学创作了，尽管他是个博学的通才，但专就文艺而言，他可能并非是个一流的诗人，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也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有的只是他对于文化、文学的无可估量的推波助澜之功。
不过，如果就萧衍号为“竟陵八友”、与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们并为时人所重的话，那么他的文学才能就是不需要置疑的了。可是他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而且其中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更少。据《梁书&；#8226；武帝本纪》中的记载说，他的文集原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可是到了唐朝初年再统计时，却只有《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相加起来才不过五十五卷。当然，这应该与萧衍身前、身后几次大规模的*及梁元帝在江陵焚书等浩劫有关。
今天看来，萧衍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他在登基前的作品，这些诗多为趋附时流的艳体诗，多被保留在了《玉台新咏》中；而另一方面是他崇佛以后为宣扬佛法或者与群臣的一些赠答之诗，这些作品大抵枯燥无味，缺乏文学价值，更有些纯粹是僧侣们为着传教而保存下来的。
在《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萧衍约四十首诗歌作品，其中有拟古之作十四篇，还有一些多是五言四句的南朝民歌体小诗。据说当时这种小诗体裁很不受文人们的看重，甚至受到了一些大文人如沈约的鄙视，可是萧衍却非常喜爱它，作得也很认真。他就如同爱作新声、不屑时人批评的汉武帝一般，根本不管别人对此的态度，这也即是帝王们的专利所在。
而就在这些小诗中，却也不乏佳作，如一篇《捣衣》诗是这样写的：
驾言易水北，送别河之阳。沈思惨行镳，结梦在空床。
既寤丹绿谬，始知纨素伤。中州木叶下，边城应早霜。
阴虫日惨烈，庭草复云黄。金风但清夜，明月悬洞房。
袅袅同宫女，助我理衣裳。参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扬。
轻罗飞玉腕，弱翠低红妆。朱颜色已兴，眄睇目增光。
捣以一匪石，文成从鸳鸯。制握断金刀，薰用如兰芳。
佳期久不归，持此寄寒乡。妾身谁为容，思君苦人肠。
这首诗据说深受刘宋著名文学家谢惠连同题名作的影响，但是其语言却流畅得多（虽然对仗工整、辞采绚丽，但今天读起来却仍感晦涩，它属于南朝诗歌的典型风格），而且其中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衬托思妇的心情，刻画也来得细致。
他还有一首《戏作》诗这样写道：
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妖闲逾下蔡，神妙绝高唐。
繇驹且变俗，王豹复移乡。况兹集灵异，岂得无方将。
长袂必留客，清哇咸绕梁。燕赵羞容止，西施惭芬芳。
徒闻珠可弄，定自乏明珰。
此诗化用了宋玉《高唐》、《神女》等诸赋典故，着力写美女的容貌，和后来“宫体诗”的情调相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不过，萧衍既然爱作新声，除了自己早年仿作了一些家乡的民歌体裁外，后来他到了襄阳时，便又曾仿作了流行于荆襄一带的“西曲”。
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这《襄阳白铜鞮歌》三首：
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含情不能言，送别霑罗衣。
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
龙马紫金鞍，翠眊白玉羁。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
这些诗也算不上有多么出色、多么高明，大约萧衍早年的儒家观念淡薄，所以他到后来也并不把文艺这些东西当回事，只不过一种消遣、娱乐而已——既然上流社会、士大夫们爱玩这些文字游戏，就任由他们去玩好了。因此，他自己既不重视文学创作，所以水平也就有限，他真正用力的还是学术。
这也体现出了萧衍这位不同凡响的帝王的思想复杂性，他感叹自己没有知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4、罕有其匹的文化贡献
在古往今来的帝王中，即使在政治上萧衍算不上一位第一流的人物，可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地位，却是无人能及，更是无人能否定的。这些文化成就也都代表了他毕生的不懈追求，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交待。
萧衍在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以及术数等方面，都有所著述，且这些著作皆卷帙浩繁，从《梁书》的记载中就可以让我们窥其一斑：梁武帝在儒学方面，“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佛学方面，“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史学方面，“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术数方面，“又撰《金策》三十卷”。
尽管这些著作实则大多是在他的组织和主持下完成的，但其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自著作的，而且有时一个总编辑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他的学术影响之大更是不可估量的，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倒是可以一提的是，就书法这个小的方面，萧衍非常推赏钟繇和王羲之，而且他也特别注意表彰和研究钟、王法书，这对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特别珍赏王羲之法帖应该有很大影响。要说明的是，在李世民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一直被认为出于其父之右，可是就在李世民独尊王羲之后，后者的“书圣”的地位便是无以撼动的了。
1、成于己也败于己
五、南梁的统治危机
1、成于己也败于己
其实，萧衍并不是孤独的，他与其后来的唐玄宗、康熙乃至于乾隆等诸明君类似，愈至于晚年而愈加骄傲昏庸，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也不可否认，萧衍在其统治初期的天监年间就已暴露出了很多的政治缺陷问题，可谓弊政与失误兼有，只是当时客观的制约与主观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若从时间上来讲，则可以天监十二年（513）为界：此前的萧衍励精图治、尊崇儒学，文治武功皆有可称道者；其后，则不求进取，倾意佛教，国事政局始显不振之势。而随着北魏的骤然衰落，“帝心愈侈”，便使得他又多了一层骄盈、自负心理。
若是从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方面看，大致有这样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皇帝本人勤奋节俭与整个士族权贵集团追求奢靡的享乐日益形成了畸形的结合，这不能不说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二即是刻意重视文治与逐渐松弛武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差，这当同重文轻武的两宋有一比。
“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由于萧衍比较仁爱，以至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的公平性，也助长了一些上层人物的嚣张气焰。“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他连判个死刑犯都感到非常不安；他性情方正，虽然长年居住于小殿暗室，但几乎从来没有衣冠不整的时候；对人也客客气气，“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难怪后世都怀疑他是个伪君子。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老兄除了为佛家开了吃素的传统外，他更为中国的皇帝们创造了一项记录，即中年以后不近女色！我们从他的子女出生情况不难判断，他大约是五十岁左右成了一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的，这项记录由他保持了三十多年。本来萧衍也并非什么圣徒出世，可是由于他五十岁时身体越来越不济了，只得忍痛禁断*，看来这也确不失为一种长寿的好方法——中国皇帝中年纪超过八十岁的不过区区四人，而萧衍仅仅屈居“十全老人”乾隆之后，位列第二。孔子说少年人“戒之在色”，看来未必全面嘛。
如果说南梁宗室在破坏萧梁家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话，那么其中的急先锋又莫过于萧衍的六弟萧宏父子。当时的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宁逢五虎入市，不愿见临贺父子。”（《南史&；#8226；梁宗室》）它指的正是萧衍的六弟临贺王萧宏、萧正德父子，这父子两个做恶多端，人们觉得他们比老虎都更可怕。
萧宏疯狂聚敛，“修第拟于帝宫，*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让他的皇帝老兄都自愧不如。不过萧衍对自己的这位兄弟倒非常信任，一度让其出任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结果招致大败。老哥没有追究，可是这个萧宏却愈加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谋夺老兄的皇位。前面已经提过，这家伙竟与自己的亲侄女*，还试图假借侄女之手谋弑皇兄。
萧衍的态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体现：有一次有人举报说萧老六在家里藏了几屋子的兵器，可能要造反，于是萧衍不得不亲往兄弟府上探察。可是临到一看，原来几间大屋子里全是老六聚敛来的金银财宝，为此皇帝老哥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心中大悦，并当场鼓励道：“阿六，汝生活大可！”那意思是说，老六啊，你不给我这当哥的找麻烦我就很感激了；不过你在生活品质方面，还要再接再厉才行啊！我这当哥的就喜欢看着你们败家。
萧正德比之其父自然更是青出于蓝，他少年凶顽，经常招聚亡命之徒，盗墓杀牛，有时兴起也杀几个人玩玩，不过没人敢管。萧衍到了三十多岁时因为一直无子，所以就把萧正德收为了养子，可是后来他的儿子萧统、萧纲等相继出世，自然就不需要品质低劣的萧正德做儿子了。这萧正德眼看自己做皇储的美梦破灭了，于是便心怀不满，既然不是我的摊子我干脆就砸了它吧——他与萧正则、董世子、夏候洪等人“公行剥掠”，“以淫盗屠杀为业”，被时人称为“四凶”。
更离谱的是，有一次他因为实在觉得在南梁憋屈，竟冲动之下投降了北魏。可是没想到，人家那边居然不敢收，说这小子三大爷是皇帝，老爸是亲信显赫的亲王，他脑子进水了才到我们魏国来喝西北风。所以，北魏方面怀疑他别有企图，因此并不敢重用他。萧正德一看自己太失败了，叛变都没人收，于是索性又溜回了南梁。三大爷见他迷途知返，也没有刻意地追究，只是哭着教训了侄子一番，希望他能痛改前非。萧衍如此宽纵，除了像有人所怀疑的“博取好名声”外，也许是他真觉得自己在立皇储方面亏欠了侄子吧。
宗室如此，再看一些高级将领，如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生活也腐化得很。尤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萧衍在执法方面姑息权贵，却“急于黎庶”，对广大百姓实行严刑峻法，比如一人逃亡，必然全家遭殃。后来他虽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可是官吏们的横行无忌却并未减轻，这一点连皇帝自己在诏文中都不得不承认，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虽然重文轻武是东晋以来就形成的传统，但是萧衍却将这一点推向了南朝的极至。也许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太过于了，太迷信文化的力量了，他后来用兵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用实力而注重威声，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以为军旗招展一下就可以让敌人屈服。将领们老打败仗，所以渐渐的也对皇帝很是不满，再加之不良风气、法制废弛，军队战斗力也在不断下降。
可以说，由于萧衍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再加上南梁一向病态社会政治环境，都使得国家走上了急剧的下坡路。这是皇帝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2、最为后世诟病的佞佛之举
佛教大约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史书上便有关于东汉第二代皇帝明帝梦见金人（佛）的记载，尽管不足采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直到魏晋以来，佛教才以其独特教义的吸引力（玄学、思辩色彩）受到上流社会的垂青，再加之当时分裂割据的动荡政局、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人民生活的困苦无助，他们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也便得以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