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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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答郑兆松先生
1923年8月24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固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也不向往大同主义的世界。我于一切的istae里边是无所属的。我对于许多好听的名字都不免怀疑，又最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浅学，因此决不敢创立一种高明的什么理论，我实在只是发表我一个人的私见罢了。郑先生的质疑我很是尊重，但鉴于自己的只有疑而没有解，我恐怕我就是把我的意见写上万把字也必不能祛郑“祛郑”二字原倒错，今乙正。先生之疑，因为我相信人们的意见是不容易相通的，文字言语之力是极微弱的，辨论与相骂差不多，到底各是其是，所以我是不喜欢讨论什么问题的，实在也没有讨论的能力。现在为对于质疑者的礼仪起见，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我想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我们只将文化史上的过去现在情形讲给他们知道，等到中学时代知力完足一点的时候，让他们根据了过去现在的事实自己去选择适当的路，那时无论是大同也好，小康也好，以至拓地殖民也好，总之我们此刻不好代为指定，如父母替子女指腹为婚似的。——不过这我刚才说过，只是一个人的私见，倘若正如父母们觉得子女自由择配很靠不住必要指腹为婚一样，中国的父师一定要把小学生预约给什么主义，那也未始不可随意，本来在此刻的世上——尤其是中国，什么事都可以有的呵。
关于其他的话，我的意见与郑先生的也有多少出入，但我既没有辩服别人的意思，自己又觉得没有表现的需要，所以都不说了。去年春间在孔德学校讲演过一次国耻问题，因为有现成的笔记稿，引用一节做这篇的结末吧。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是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怎样办的问题
1923年10月1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芜村君提出“我应该怎样办呢”的问题后，进德君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办”，但据我看来这仍旧是无办法。譬如一个人没有饭吃，问人家怎么办，他们应该指点他去工作，去求乞，或去偷去抢，但决不能说“谁叫你的父母没有钱！你只应饿着！”——如问到我，我便叫他去偷。
我因此对于芜村君的劝告，是“害之中取小”这五个字。我相信有人能够禁欲，或者毫无勉强的终生过着独身生活。但我推想芜村君未必是这样的圣徒，（恕我直言）因为倘若如此，他便不问人家怎样办了。消除“*的火”的最好方法是正当的燃烧，——放纵又是火上加油的放火，自然不能说是合法。我为芜村君计，就大胆的请他老实的去宿娼，我这句话里决不曾含有言外的美刺，实在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于他比较的少一点害，虽然染毒是要预先觉悟的。宿娼当然是不道德的，正如偷窃的犯法；但在饥饿的人总比饿死好一点。我的偏见是饿死事大，失节事小。强迫的禁欲固然未必会饿死，但害处很多：弄的好，损坏了个人的精神及事业；弄的不好，反要横决，干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为，这都比宿娼要不道德。
可能的禁欲即是节制，其目的在于享受更上的满足。以禁欲为目的的禁欲，在常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变态*的人能够实行，是亦曰圣徒。
进德君叫芜村君禁欲的理由，是“父母作下的罪恶，自己活该忍受。”对于这句话，我完全不敢承认。除了病理的遗传以外，我不相信子女有承受父母罪恶的义务。古人说过，“罪人不孥”，何况在现代呢。进德君的这一句话里，真含着不少的危险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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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二大潮流
1929年4月10刊《绮虹》1卷1期。1923年10月1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新文学的趋势，将来当分为二大潮流。用现在的熟语来说，便是革命文学与颓废派。这两者的发达都是当然的，而且据我看来，后者或要占更大的势力。
无论人们怎样的说艺术可以脱离人生，但艺术家苟生为人世之一分子，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关系。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艺术与美，却不知道这无非也是对于恶劣的人生的一种反动。社会总是文学的背景，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情形，便可知道当来的文艺思潮应是上边所不说的这两种，而且可以预言，乐观的理想主义毕竟将归于失败。
中国情形现在是怎样，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详说，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话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变坏的人以外，大抵都抱着一种不满与不快，在这源头上就发生那两样的水苗。无论坐在废墟荒草的中间，诅咒他的敌人也罢，临着清水自己鞭挞也罢，躲到象牙的塔里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乐园里也罢，在偶像破坏这一点上我们都能够看出现代的精神，引起共鸣。他们的行为言语尽管不同，却有共通的特色，便是咀咒现制度，反抗传统，蔑视群众；这是现今社会所当受的惩罚，尤其是中国。或者人还不敢说政治上中国是个亡国，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国民根性；无论青年如何讴歌国光，绝叫爱国，终不能蒙蔽真的艺术家的心眼，跟了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倘若中国可以亡而复兴，那么这样新文学的兴起当是它的第一征候。
我在这里要重复的声明，这样新文学必须是非传统的，决不是向来文人的牢骚与*的变相。换一句话说，便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文学才行。现今的时代正是颓废时代，总体分裂，个体解放，自然应有独创甚或偏至的文艺发生，这在古典派看来或以为衰落也未可知，但实是时代的要求，而且由我们说来，在或一点上比较个体统于总体时代的古典文学更多趣味，所以我们对于现代，不禁抱着比对于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种期待。
这样的新文学里常有似乎复古的现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决不是复古。本来复古也是一种革新——对于现在的反抗运动，它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种空想，不必说只凭传说的三代以上，便是自身的过去经验，从回想中出来，也经过许多变化，变成新的东西，几乎与“乌托邦”的梦想很少差别；不过本人不曾知道，还以为在卫道，这就是复古的弊害之所从出。形似复古的新文艺决没有保存国粹的气味，他不是义务的去为古文化服务，只是趣味的去赏玩去利用他。因为现在人除极少数外，对于理想的将来未必能有十分的信托，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们多弃舍了未来的乐土而倾向于过去的梦境。他们觉得未来不能凭信，现在又不满足，过去当然不见得可□□留恋，但因其比未来为实而比现在为虚，所以便利用他创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无聊赖的心情。这在表面上是很颓丧的，其精神却是极端现世的，或者说比革命文学家还要热烈地现世的也未始不可。据我的曲说讲来，革命文学在根本上与颓废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乐观，更是感情的；因为这一点异同，所以我说他虽当兴起而未必很盛。
总之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嗜好与要求，只是推论起来应当如此。每到这个时期，便会有这样文学发生，古今原是一样。不过时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异，即如向来文人之或发牢骚，或讲风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从生活中发源出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即使做出上好的愤世嫉俗的热烈文字，或高蹈远引的高雅诗歌，我们也只好认为假古典派之作，因为他实在是老牌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说中国的新文学界已经有这两派，但我相信总是要兴起来的，所以略加说明。至于这两派的造就当然有自发的原因与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定，更不是别人所能劝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于两者之间加以轩轾，更附加一句，虽然是蛇足。
［附记］此文上半篇系四个月前所写，因事中止，今始续成，所以文意不很贯串，请阅者原谅。（十月十九日）
［纪生附记］附记系1929年4月10日《绮虹》编者所加。此文系周先生在民国十二年所写，十月十九日者，即该年十月十九日也。我以该文未曾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诸书，而文中所论新文学趋势极简明透澈，且鉴于最近文坛之混乱，因商得先生同意，刊载于此，俾爱好文学者有所参考。（一九二九，春，宣南）
宿娼之害
1923年10月2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宿娼之害，应当分别言之。对于过着恋爱生活的人，其害有二：（1）破坏恋爱，（2）染毒。对于传统地结婚的人，只是染毒一样。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恋爱，说不上破坏，而且在性的关系上原是“视女子为玩物”，无从增加轻蔑的程度；“宿妻”与宿娼正是一样，所差者只在结婚是“养一个女子在家里，随时可以用”，不要怕染毒，更为安稳便利罢了。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地反对，事实终是如此。大家恭维宿妻而痛骂宿娼，岂不是只知道二五得一十而不知五二也是一十么？
因此，我觉得前回劝告芜村君的话是不错的。我决不敢对于芜村君的品性妄加推测，但他不是过着恋爱生活，他与老夫人的关系只是性的要求，这是我敢大胆地假定的。现在他既然不满，那么自然只好去宿娼，比另外去买一个妻来宿，比较的还要老实一点，虽然也危险一点。中豪君劝他离婚另娶，当然比命令禁欲好的多了，但看芜村君在家庭里的情形，连阻止他令郎的早婚还没有力量，能够和老夫人离婚么？即使做到了，（这个已经要认为奇迹）另娶一位少夫人，如不是恋爱的结合，那也无非是购置一个可宿的目的物，与宿娼有什么不同，不过名目好听一点罢了。讲到中豪君的提议，在根本上与我的本没有不同，只是中豪君还有点顾虑名目，我则以为宿妻同宿娼一样的不道德，（而且因为大家恭维，或者更为不道德）所以劝他还不如去宿娼，虽然也愿意他因为怕染毒而少去。
中豪君所说的预备办法，我十分赞同，希望大家丢起灵呀精神呀的高调，实地去宣传性道德的改革。
编辑者的删削权
1923年11月2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去年《晨报》副刊上有过一回笔墨官司，被《觉悟》的记者评为编辑失职，他以为足以引起争闹的文字是不应登载的。他的话虽稍偏一点，却很有道理，我想编辑者的删削权至少是应该利用的；近来见了“西大”之争斗，更觉到这个的必要。
大悲先生译错，西滢先生给他纠正，那是极好而且极应该的，但是其中有些挖苦话，倘若我是副刊记者，当替他删节一下，至于学庄先生以下的几篇则更大加以斧削，或者竟不客气的没收。许多苦心孤诣的刻薄话，只在当事人有些影响，在第三者看了只是觉得不愉快罢了，——倘若双方必要纠结下去，不肯罢休，最好的办法还是由记者居中代为传递战书，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强词夺理的执辩的话，看了也不是愉快的事。其次是随意的猜疑，如学庄先生猜西滢是甲，西滢先生猜学庄是乙，而静庵先生又猜甲乙有什么关系，都是可以不必的。我见了这场恶战，不能不归咎于副刊记者之疏忽，当时只要他肯略加删削，便没有这场口舌，而误译的纠正我们仍能见到。
正如擘黄先生所说，喜欢笑骂别人“寻开心”，是人类普通缺点，很难完全铲除；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我也常喜写几句挖苦话登在报上散散闷。但是我总想守定这个主张，便是宽于责个人，严于责社会，庶几乎不至于有什么过失。倘若偶然失检，便请编辑者给我一个大黑杠，涂去几行，我很情愿。——但这只是限于违反“批评的伦理”的时候，才可如此，倘若借此要来修改我有时所发的偏激之论，那是我对于记者又要抗议的了。
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土之盘筵（二）
1923年7月28日刊《晨报副镌》
［译文］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洋房的前面。一匹乡下人模样的小老鼠出来。）
乡鼠我是住在很远的乡间农家的一匹老鼠。有一个朋友长久住在京里，日前回乡来，对我说京里有各种阔气的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