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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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陈书言对着镜头回忆当年的惨烈战况，“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此后陈书言再也没见到过“袁伯伯”，他几乎可以肯定“袁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
　　进攻金门失利，陈书言们成了战俘。这些战俘到底有多少人，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仅据台湾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就主要有5000和7000余人两种说法。陈心怡采用的是“国军历史文物馆”提供的“7000多人”这个说法。对此，常年关注台海史的闽南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说，实际数字需查阅军事档案，而这些档案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
　　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被俘虏的人生（3）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都不肯说”，陈心怡说。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埋没。
　　今年5月15日，陈心怡把这部《被俘虏的人生》在北京“雨枫书馆”办的纪录片放映活动上进行了播放。但是在来大陆之前，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对他说了他会恐慌。”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被陈书言这位老人的故事打动了，因为觉得它“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些事都要湮没了，不会有人知道。”
　　有人想知道更多，但是陈心怡拒绝提供她所知道的那些与他父亲经历一样的人的名字；“不要写名字，他们不愿意被公开”，她说。
　　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陈书言的种种心结和“恐慌”看似已经多余，但若是从他波诡云谲的生平出发，又变得很让人理解。
　　回到台湾，陈心怡仍得继续面对她父亲的“恐慌”。“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片子了，都觉得这些‘公开’没有什么，但他就是还会恐慌”，她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金门战役
　　金门战役，台湾当局又称古宁头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0月17日国民党军汤恩伯弃守厦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决定集中船只进攻大金门，由于战备不足，日期一再延后。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发起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军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苦战三昼夜，由于后援不继终告失利。
　　
　　

袁老师为什么这样火（1）
《看历史》记者┃李远江
　　让袁腾飞一夜成名的恰恰是那些渴望了解更多历史真相或细节的普通观众。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历史，是因为它一直是个稀缺品。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室，办公桌前的袁腾飞温和而淡定。“我是你们杂志的忠实读者，从第一次看到它到现在期期都买，从没落下过。”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教师，充其量也就是个历史传播者罢了。”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传播者，他的迅速走红，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就连袁腾飞自己也“想不明白”。
　　■　为保饭碗逼出袁式风格
　　1994年，初登讲台，面对几十个小自己五六岁的高一学生，袁腾飞发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笨嘴笨舌，而且只能“照本宣科”。事实上，由于高考的压力，他也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以免被学生和家长们指责“误人子弟”。十分窘迫地熬了半年之后，袁腾飞主动要求转到初中任课。
　　站在16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否则，今天的袁腾飞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初中历史不是中考科目，因此，教学压力也比高中阶段小了很多。满以为教初中学生不过是“小菜一碟”的袁腾飞很快就发现，初中历史课不是那么好教的。学生非常反感袁老师一本正经的“政治宣教”，他们要么写其他学科的作业，要么私下嬉笑打闹，整个课堂乱作一团。不巧的是，袁腾飞上课的教室又靠近校长办公室。他担心，长此以往，自己的饭碗恐怕不保。
　　是需要改变了。但是，该怎么改变？内容还是形式？袁腾飞一时也没想太明白。他念大学时就喜欢读非专业的闲书，又比较善于讲故事（北京话叫做能侃），于是便试着把枯燥的课本知识丰富起来变成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历史故事。没想到这一改变很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袁腾飞也渐渐确定了自己的讲课风格。
　　此时的袁腾飞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一不留意竟然回到了中断已久的历史叙事传统上来。事实上，中国史学曾经有着数千年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到《春秋》，从《史记》到《清史稿》都以叙事见长。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评价《史记》所言：“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后近百年来，“史论本位”日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价值观，从而使史学与既有的叙事本位传统渐行渐远。
　　好在，当袁腾飞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史学危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部分史学家借鉴中国古代史学和当代西方史学的叙事传统，陆续推出了一些以叙事为本位的史学著作或翻译作品。大学时代的袁腾飞并不喜欢专业课老师的陈词滥调。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文科阅览室，埋头翻阅自己喜欢的图书，这里面既有古代的史学经典，也有新史学的著作。
　　后来，新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而袁腾飞的阅读习惯也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一切使得他与传统的中学历史教学渐行渐远。
　　■　抉择
　　教完一轮初中以后，袁腾飞重新回到了高中的讲台。三年前的问题又一次横在袁腾飞面前：是照本宣科应对高考，还是还原历史培养学生的史学素养？
　　从逻辑上讲，学生具备良好的史学素养自然能够取得好的考试成绩。但是，此时的历史教材仍然以史论为本位，确切地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本位，完全不是袁腾飞所理解的以还原历史为旨归的叙事史学。

袁老师为什么这样火（2）
受困扰的又何止是袁腾飞一个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一纲一本、编审合一、高度统一”的教科书制度。全国只有一套课程计划、一套教材。从1998年起，上海在为期十年的“一期教改”结束后，启动了“二期教改”，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为首的历史编写组以竞标方式，获得了“二期课改”历史教材的编写权，历时八年完成这套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这套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的历史教材，被一些学者和机构批评为“淡化意识形态”。最后，这套通过了上海“课改办”的审查，试用3年，并在上海全面正式投入使用一年的教材，在2006年被上海市教委停止使用。这一事件背后，是中学历史教材改革举步维艰的缩影。
　　不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考命题不再考察所谓性质、意义等纯粹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也松开了袁腾飞的手脚。
　　于是，虽然历史课经常在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中高居榜首，但袁腾飞的课堂却是另一景象。
　　按学生们的说法，袁腾飞讲起课来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时而嬉笑怒骂，时而慷慨悲歌。最吸引学生的则是他冷不丁冒出的惊人之语，或幽默诙谐，或热辣尖锐，与正统史观出入较大。喜欢的学生认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反感者则视为“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尽管袁腾飞的教学存在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