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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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最好的txt下载网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7）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复刊。两件事情，形成*四川省委的第75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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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自拟小传
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老家，当时此镇是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馀暇攻读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
　　流沙河作品出版二十五种，如下：
　　1956年：短篇小说集《窗》
　　诗集《农村夜曲》
　　1957年：诗集《告别火星》
　　1982年：译中篇小说《混血儿》
　　《流沙河诗集》
　　1983年：诗集《游踪》
　　诗集《故园别》
　　《台湾诗人十二家》
　　1984年：《隔海说诗》
　　1985年：《写诗十二课》
　　1987年：《十二象》
　　1988年：《余光中100首》
　　《锯齿啮痕录》
　　《台岛十二中年诗人》
　　1989年：诗集《独唱》
　　1992年：《庄子现代版》
　　1994年：《Y先生语录》
　　1995年：《南窗笑笑录》
　　《流沙河随笔》
　　《流沙河诗话》
　　1999年：《庄子现代版？增订本》
　　2001年：《流沙河短文》
　　2003年：《老成都》
　　《书鱼知小》
　　2004年：《图说庄子》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流沙河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蒋妈妈”的孩子（1）
《看历史》特约撰稿┃姚毓霖（美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济的至少10万。为了抢救这些难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会收容的28900多名难童之一。
　　2006年8月，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南京开会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时，请到了保育院创办领导者蒋夫人的孙媳蒋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她重复地问了两三次，台下的听众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蒋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听人说过1938年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但我当时身在重庆保育院中，所知甚详。
　　■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到了我在皖北的故乡。当时我才六岁，父母双亡，姨妈带着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过了蒙城，因冬天水浅无法继续行船，只好下船用马车运行李，人跟着马车走。由于路上有土匪，姨妈只好把行李埋在一个熟人的厨房的地下。我们走走停停了几个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阳。当时己听到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炮声。我们爬上火车车顶，当夜碰上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汉口时，我们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大家先到难民收容所，每人每天发一个黄馒头，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战时儿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