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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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变局当中，他们会多次挺身而出捍卫自身民族的血脉与气节，至死不渝。这样的无怨无悔、舍小我就大我，是否传承自陈永华跟他的官兵们在此地所播下的汉留种子？　。。

天地会的台湾传承（4）
但到今天，这些历史往事已经难以找到蛛丝马迹。金春山堂口杂草丛生，残破不堪，只剩“金春山”的匾额，摇摇坠坠地挂在横梁上。2009年春天，王进发老师父检查出罹患癌症，在病榻前将金春山香火传承给刘康毅，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了。
　　刘康毅在接下金春山的传承责任之后，开始着力于将这一汉留组织的传统跟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他预备成立一个文化协会，透过举办展览、研讨与武术交流等活动，让金春山勤习堂的武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但是，当初王师父在病榻前传承给他的金春山核心心法，依然是秘而不宣的。
　　正是有这样的心法传承的内在元素，我们才可以理解，刘康毅为何把黄宗羲抬得这么高。他认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到了明末有一个重要的转折，那就是出现了内家与外家的分野。明末清初反清势力蓬勃之际，自然而然地就走向武艺技击，但是到头来，却只留下皮，而丢弃了骨、髓，更不知原传的“内家”为何物了。
　　如今一般人对天地会或洪门的认识仅止于繁复的暗语、手势、排场，乃至各种轶闻传说，似乎正是停留在只重形式皮相、不问内在精髓的“外家”层次上；那么，汉留精神与汉留组织在当前社会被忽略、被遗忘，乃至荡然无存，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进一步言，今天我们对于福建藤牌兵的认识、对于武馆文化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战阵、宋江阵等武艺技击的层次上，事实上，恰恰是忽略了支撑这一门武艺得以源远流长的内在核心精神与组织力量。
　　刘康毅选择以武术文化的传承，作为汉留组织金春山勤习堂在当代继续生存的一条路径。与此同时，同为汉留组织的青帮与洪门，也在努力寻找他们的出路。与刘康毅类似，洪门举办了两岸中华武术论坛，以武会友，让洪门兄弟可以找到一条脱离秘密会党乃至黑帮组织色彩的门道。在会场上，各家各派的武术高手身穿不同服饰，直如一场现代版的“华山论剑”。
　　而在青帮所成立的“安清协会”会长交接典礼上，在拜过达摩祖师神像、接过印信之后，第二十四代“学”字辈的新任会长选择以关怀弱势、推展社会公益作为新一代青帮人安身立命的目标。他邀请了残障团体以及爱滋关怀团体前来献艺表演，并且呼吁底下近千的安清家门、老老少少，一起支持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共同愿景。
　　当这些原本以为是小说与历史中的团体组织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时，不禁令人产生恍惚之感。但是不管今天的科技如何发达、资讯如何畅通、媒体如何开放，不管各种传言、故事如何夸大与渲染，那些自历史的幽暗处一路走来的秘密社会，似乎自有其不为外人所熟知的生存之道，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
　　对于汉留、天地会与洪门等等，这些源自明末东南沿海与江南地区的会党组织，我们似乎可以有了全新的认识。是否有某种今天我们所不清楚的社会基因与文化密码，四百年前就已种下，一直衍生至今？那是什么样的基因密码？什么样的核心精神？这些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底下产生的？作为郑成功的后人，这该是下一阶段该致力探索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江湖消失之后（1）
《看历史》特约撰稿┃十年砍柴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　有限的控制
　　今日回顾新政建立之初的那段岁月，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当时雷霆万钧的打黑扫黄行动以及其成效，来证明新政权的执政能力。
　　确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后，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对黑社会组织、江湖帮会扫除得那样彻底。其原因除了新政权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实施能力外，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历史上无论是“千年犹行秦政制”的皇权时代，还是在大陆存续不到40年的民国，无论执政者是施仁政还是*，是明主还是昏君当政，官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与1949年以后相比，都是相当的有限，在庙堂和宗族之间，总是有一个江湖存在，在这个江湖中间，龙蛇混杂，枭雄栖居。
　　江湖中主要由哪些人构成呢？简而言之，就是离开家族且没有进入庙堂的人。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有“皇权不下县”，并非说朝廷不能对县以下的地区施行通知，而是不必派官就能让其以宗族或村落自治的形式运行，其骨干力量是乡绅。
　　在宗族、村落这个熟人社会里，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一部分精英离开乡土，进入官场，他们进入以忠君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庙堂。孝与忠，乡土中国与庙堂中国，基本上可以包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然而，无论是清平盛世还是纷乱末世，总有一部分人并不处在这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之中，这部分人可能是生意人，可能是工场里的工人，也可能是没工作的流民，那么，有这样的土壤，江湖一定会因之而出现；江湖中国也需要一种不同于维系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的孝、忠的意识形态和运行规则，这就是“义”。
　　在离开乡土、宗族以后的人群中，显然不可能以血缘、姻亲为主要参照来调整彼此关系，同样，没有进入庙堂，亦没有差序格局明晰的官场伦理来调整关系。在没有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规则出现以前，“义”是传统文化中惟一可选择用来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精神资源。所以，关公这位失败的英雄成为江湖中国的第一尊神，因为他一直信守着桃园结义时对两位异姓兄弟的承诺。
　　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近两百年中，中国的江湖非常庞大，那是因为清朝中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离开乡土谋生却又不能进入官场的人增多，他们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漕运工人、小商贩、下层军士、无业流民中。

江湖消失之后（2）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新的产业出现了，新的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更多的人得以离开乡土进入城市。
　　而中国正处在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艰难的大转型中，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变局”中，无论是满清沿袭千年的帝国管治方式，还是民国建立后，引进的那些没来得及适应这方水土的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可能对以前的“江湖”、后来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如政府的统治手法和执政成本无法承担这一重任，那么对江湖，只能默认其运行规则，对维持江湖秩序的非官方大佬，也只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方式，只要不从根本上危及其政权，官府并不去刻意褫夺江湖大佬的权势，甚至会羁縻、利用之。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上海初期，不得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的原因。
　　而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内，广阔无边的“社会”代替了“江湖”，城市化的规模空前，尽管通过现代的*制度、法治体系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无需要用“忠孝”为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转身，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有相当的生存土壤，这就是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错的原因。在公权、私权畛域分明的现代社会，“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处，官方亦默认这种现实。
　　■　江湖的消失
　　然而，无论是帝制时代的朝廷，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选政府，对“江湖团体”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处境，对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因为新政权对全社会无远弗届、无所不及的全能管理方式，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
　　在农村，政府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使人数最为庞大的农民变成真正的“编户齐民”，牢牢地被控制在土地上。而在城镇，政府通过“单位体制”以及粮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将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控制在公权力之下。
　　无论是农村和城镇，几乎没有了“流民”、“游民”的生存空间，游离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被挤压乃至消灭。正常的民间组织（即现代社会所言的“非官方组织”，NGO）都难以生存或者以公权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么那些江湖帮会、会道门更加不可能生存了。连“社会”都没有了，哪还有“黑社会”？
　　这一看上去纯净无比的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改观。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户，尽管还有户口制度，农民只能暂住在城市，但人数众多的农民毕竟可以进城打工；城镇中的“单位体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单位不可能包揽所有人的饭碗，流动人口增多，人们择业的自主权增加。
　　如此，中国被冷冻三十年的“社会”又解冻了，并获得了重新发育的机会。公权力对社会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对社会的管理上，必然是“国退民进”。如此，中国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现象。对这一变化，不可简单地视为“残渣泛起”，而应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的社会多样性，也应该相信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能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则无鱼”，一泓湖水如果没有品种多样的鱼鳖生存，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样，看起来不管多么清澈，但含盐量过高，甚至是有毒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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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永远的最高点
《看历史》特约撰稿┃骆姗
　　1924年6月8日，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和来自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安德鲁·欧文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顶时丧命，人类首次冲击峰顶以两条生命的消逝告终。这是玛洛里的第3次珠峰之旅，也是英国登山队的第3次。
　　在此之前，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哈瓦德巴里的带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有越过北坳顶部，宣称只到达6985米的高度，这次行动被称为“侦察登山活动”。时隔一年后，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带上氧气罐，沿着哈瓦德巴里的老路线，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的高度，最终有七人因雪崩死亡，登顶行动告败。
　　玛洛里丧生的这一次，他们距离峰顶只有米，跨越这段高度，人类用了29年。1953年5月29日，34岁的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作为英国登山队队员，和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峰，这个只有两人的登山队被载入历史，成为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队。
　　人类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征服北极和南极之后，登顶世界“第三极”珠峰便成为了宿愿。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无论对生活在山麓两端的我国藏族同胞还是尼泊尔人来说，都是神圣之地，被称为“圣女峰”、“萨迦玛塔（Samarghata，尼泊尔词义为天空之神）”
　　尽管千百年来珠峰一直静静地矗立在喜马拉雅山麓，但它首次明确出现在地图册中却是仅仅300来年的事情。18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