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世品人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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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茅校长生活俭朴，向来进餐只有简单的一荤一素，这一晚他另外添了一碟炒菜、一碟白鸡和两壶绍兴酒，大家边吃边谈，尽醉而止。胡适说这一天给他的印象，是美国回来之后，一个最值得怀念的日子。茅校长娓娓不倦地谈梅溪旧事，坚持要亲自送胡适返旅馆，因此吃罢之后，由梅溪小学出老西门经法租界进入英租界麦家圈，到达老惠中旅馆。胡适又很高兴地叫了一些酒菜，三人重新畅饮，直到深夜而散。
隔了几天，胡适问我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图书馆认识不认识？他想要到那边去参观一下，我说，这个图书馆是专供神父们用的，对公众并不开放，但是我有一个相熟的徐甫靖铎士，他是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我可以陪同你去。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一同坐电车前往。
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藏书极丰富，但完全没有一般图书馆的设备，只是一座极大的藏书楼，连目录册都没有。我们到了那边，由徐甫靖的介绍，可以随便向各书架去取书。有一个部门，藏的是中国历代各省各县的舆地志和县志一类的书，胡适对此大感兴趣，说这类书就全国而论，这图书馆可高列第三位。因此我们在那里盘桓了三个小时，而且还和那位铎士大打交道，以后他便独自去了好几次。
胡适曾问我旧书铺熟不熟？我说：“我平时有空闲，常跑旧书铺，家家都很熟，可是旧书铺集中在城隍庙桂花厅旁和三马路两处，总共不到四十家，还有七八家旧书铺是没有招牌，没有门市部，设在满庭芳的陋巷之中，没有人指引是找不到的。”他听了之后，甚表高兴。他说，他在北京琉璃厂旧书铺家家都很熟，跑进去买书，有一个书桌子，可以尽管坐着翻书看书，或是抄书，即使一本书不买，那边的掌柜还是恭送如仪。可是他在上海到过两家旧书铺，抽了两本书不买，铺中人的面色就不好看了。我说：“招呼主顾，北方人的礼貌，向来为其他各地所不及。但是此地的旧书铺，要是相熟的话，也可以尽看尽翻，连拣中了几本，不付钱带回家都可以。”于是他要我介绍了几家。
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到旧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在三马路一带旧书铺跑了半个月之后，有一个感想，认为北方的旧书铺搜集时书虽然多，但是所有的书，都是北方旧家买出来的，其中多数是北方刻本。上海旧书铺有江西版、四川版、安徽版，连华南的刻本都有。还有许多好书，是从浙江宁波天一阁及常熟铁剑铜琴楼两大藏书楼所流出来的，所以他说上海旧书铺未可藐视。
胡适欢宴 童年老师
我陪着胡适到南市各地访旧，那时节上海的交通只靠一条环城电车，在城内城外的大街小巷没有电车，只能靠人力车代步。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所以来来往往，大家只靠两条腿走。
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胡适的谈风极健，每谈完一件事，都要大笑一阵。而且他的态度非常客气，尤其因为我那时正在青年，他更诚恳和亲切。只是讲到若干场合，他会隐隐地流露出异常骄傲的样子，一点也不肯迁就别人。
胡适娓娓不休地谈论他童年时的情况，最得意的是考进澄衷学堂连跳几班，这间学堂是由商人叶澄衷捐地数十亩，捐资十万两倡办的。他在谈话时问起我叶澄衷的后代近况如何？我就讲出叶家的情况，在霞飞路有一间大住宅（后来改为新的虹桥疗养院），在江湾有一个叶家花园，子孙很多，其中有一个孙子叫做叶仲芳（别号小抖乱），这位少爷行为荒唐不羁，报纸上几乎常有他闹事的新闻，胡适听了摇头叹息。
他在谈话中又问起他在澄衷学堂中有一位老教员而且担任过校长的谢观，我说：“谢利恒先生，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出版了好多地理书和中医书，商务出版的《辞源》，他是编辑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受上海名医丁甘仁之聘，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校长，我本人就在那间学校毕业的。”他听见我这番话又极高兴，要我想办法约谢老师吃一餐饭，由他作东道。
我到谢老师那边，约定了一个日期，一同在大新街“松月楼”吃素斋。谢老师见了胡适的面，就谈起澄衷学堂对历届毕业生的考卷，始终完整地保存着，他记得胡适写的九宫格大楷也在其内。（按：三年后澄衷学堂举行展览会，曾经展出胡适习字卷。）
胡适听了很高兴，他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学堂启蒙读本》，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是否现在还能觅到一部？”谢老师说：“我本来有两部，一部在进商务编译所时，作为编著《共和国教科书》的参考资料，一部藏在家中，我可把这部送给你作为纪念品。”胡适听了逸兴遄飞，连饮了好几杯酒。饮罢，就一同步行到北浙江路火车站相近谢老师的寓所去取书。这部教科书是油光纸印的线装书，他摩挲很久，因为幼年时读过这部书，他受书之后，就请谢老师取出两张宣纸，一连写了两幅屏条，一幅送给谢老师，一幅送给我。
大约三天之后，胡适又要我陪同到虹口塘山路澄衷去，那时澄衷已改名“澄衷中学”。那天恰巧放假，没有见到什么人，但是胡适还是巡游操场、课室等处，盘桓了三小时，大发“思古之幽情”。
这次会见胡适，他再三再四地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还建议我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我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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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前辈 大发牢骚
胡适何以辞去了北大教授到上海来，我并不知道内中情形，只知道那时胡适在上海并没有任何职务，住在老惠中旅馆，中午一定到亚东图书馆进午餐，饭后就和汪孟周等打几圈麻雀（即打麻将。——编注），但不久又绝迹不去了。
我们的吉社聚餐会，每周照常举行，汪孟周有时吃得醉醺醺。我提起胡适为何久无消息，汪孟周就搬出满腹牢骚，从他许多牢骚话中，我知道了好多关于胡适的事情。
第一件事。胡适到上海，有人介绍他给《时报》老板狄平子，要做《时报》总主笔，但是没有成功。（我写此文时，《时报》后任主人黄伯惠先生恰好同我小叙。黄先生告诉我，胡适对上海各报，以对《时报》的评价最高。由于一位姓席的朋友推荐，前任主人狄平子数次约胡适聚谈，狄平子也是一位老报人，对胡适极表好感，但是因为《时报》又一要员陈冷血反对白话文，与胡适相见，冷淡非常，主笔的职务终于谈不成功。）
第二件事。李小峰在上海办了一个北新书局，专售鲁迅著作大发其财。胡适要亚东图书馆改招牌，迁移发行所到四马路，不售旧书，专门发行新著作。汪孟周认为经济上不容易办，于是胡适就要亚东结出历年版税和退回壹百两银子的股份。汪孟周再三劝他：“书生不能经商。”后来胡适就同邵洵美等开了一家“新月书店”。
第三件事。汪孟周又告诉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家，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没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
以上所讲的三件事情，虽然是汪孟周酒后的牢骚话，但内中所说的都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在一九二九年一度会到胡适之后，差不多十九年没有见面。在这期间，他当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战期间又当过驻美大使，联合国第一次成立大会主席之一，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学术界领袖。
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1）
胡适的声誉，遍及全世界。在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他，说是“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中国人中声望最高的人，所以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因他声誉崇高而特派他为驻美大使，我心想以后再也无缘见到他了。
待到抗战时期，我的医务生活大非昔比，由一个竹布长衫开始的清寒学生，居然也挤入上海时医行列中。在这时，我积蓄了一些钱，在威海卫路二号，造了一座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正门对着跑马厅的大门。
我的洋房的三楼，因为自己没有用处，战前租给现在香港的一位巨商王宽诚。初时收租金四百元，到抗战末期，币制贬值，拿这个租金，只能买到若干香烟，一到胜利，王君生意发达，他就迁移别处。
我受到货币贬值的教训，就再也不租给人家了，把三楼四间房间，三间改成客房，一间改成客厅，专门用以招待外埠来的亲戚朋友。那时节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卸任之后，改任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招待他住在我家客房中很久。
我太太的大姊王丽芬女士，嫁给科学界名流吴有训。吴早年留学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战前发明了弹道力量的计算法，得过奖状。回国之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抗战时期，率领许多学生到昆明开办“联合大学”，他是早期科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钱学森是他的助教，后来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是他亲自授课的弟子，而且好多科学家到美国去深造的手续都是吴有训一手包办的。
我与吴有训谊属襟亲，一九四六年他从重庆飞来，当然住到我家里。吴氏具有科学家的脾气，谈吐爽朗，为人和蔼。他说：“我是公教人员，住不起旅馆，只好来打扰你了。”我说：“不论你住多久，我都极端欢迎。”他住了两间房，另外一间作为他的客厅，一间他用来招待他的朋友。
他的伙食，都由我的太太指挥女佣按时供应，吃的都是上海家常菜。他清苦了多年，饮食向来简单，一到上海，吃了我们家庭菜认为是异常的享受。但是科学家的脾气，从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从不问他招待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很瘦很长的客人，他介绍说是梅先生，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很喜欢饮酒。但吴有训对酒从不沾唇，所以常拉我作陪，因此我也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梅贻琦。
有一天胡适光降，他是赴南京开制宪会议，到了上海专程来拜访吴有训。他一见我，还能说出我的名字。那时他住在国际饭店，离我家近在咫尺，他晚上应酬很忙，中午自己上菜馆太不方便，知道吴有训吃得好，于是到我家来吃中饭。我素来讲究饮馔，所以也特地为他做了几只好菜。这时徽菜中的名肴，早已悉数成为上海菜式，所以他对我家的家庭菜赞不绝口。
胡适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胡适后来差不多天天早晨到我家来吃粥，吃罢之后，就同吴有训出去接洽各种事项，中午又回来进膳。那时节我诊务很忙，除了在进膳时略与周旋之外，其他时间，我只管看病。只有一次，他来参观我的藏书室，见到我所藏的医书有六千种之多，他说：“一个中医，藏有医书如此之多，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又带他参观我贮藏的许多杂志，如《甲寅》杂志、《新青年杂志》、《国闻周报》、《逸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