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的哲学(连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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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历史时期不断的部落或者民族战争证实了这一点。而在战乱中获取胜利的往往是军事实力最强的部落联盟或民族集团，在皇权时代之前，民族战争非常血腥和野蛮，往往伴随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人口的消失，失败的民族不是被迫迁移只有一个下场，被灭族或者全族变卖为奴隶，早在黄帝时期以及后来的商王朝和周王朝都对周遍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征伐，在取得胜利以后立刻进行殖民，以部落和家族为单位的殖民行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诸侯国，而原先在本地的部落和民族不是迁移了就是消失了，只有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失败的民族和部落存活下来，与新来的入侵者和殖民者进行了民族融合。这种殖民和融合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皇权时代的到来。中国内地的现存的少数民族在强势的殖民面前选择了迁移，所以今天的中国内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战争频繁，先秦时代民风剽悍，甚至影响了两汉，史书上说：汉民一手耕田，一手仗剑。
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不但部落联盟外部的民族被同化，部落联盟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个单一民族，在这个背景下的皇权社会与西方和印度的君主制度是不太一样的，经过两汉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汉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民族的地位已经是一个事实了。由于皇权社会的统治基础是单一的民族，所以以前的那种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转变为单一民族内部政治军事斗争，尽管后来也有外来政权，但相对于庞大的汉族人口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外来户都被同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军事贵族集团也与以前的部落联盟和民族集团有区别。
皇权时代最早的军事贵族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和融合，各地的文化基本上趋同一致，尽管秦王朝内部还存在许多的民族，各地的风俗、文字、度量衡、语言都不同，但秦王朝通过强权的方式统一了书写、度量衡等，为汉民族的形成打下基础，
汉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民间，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与诸侯国贵族不同，在统治上也少了许多诸侯民族之间的隔阂。所以两汉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在以单一民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儒教获得了发展空间。儒教最核心的内容是君权、父权至上的原则，从前面介绍的近2000年来的皇权社会来看，秦汉两代对皇权最大的威胁来自诸侯国势力，所以秦朝设立郡县制，而汉王朝则不惜以战争来结束诸侯势力，直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汉王朝的灭亡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戚专权，一个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拥兵自重。所以隋唐统治者吸取教训，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度互相牵制，防止专权，在地方上军政分家，设立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军区）专管军事，防止地方官坐大。唐王朝亡于藩镇割据，而藩镇割据的原因是节度使的权利过大，于是五代时期采用禁军制度，将军权集中在中央控制之下，而禁军将领专权导致朝政更替频繁，宋朝时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三者分开，防止拥兵自重。中央地方上都实行分权，防止专权，宋王朝亡于分权制度的效率低下和*，导致外族入侵。明王朝的时候取消了宰相，将所有的事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来处理，还派出大量特务监视群臣和军队。由于皇帝能力有限，任用宦官，使宦官专权，宦官是什么大家是知道的。实际上就是伺候皇帝和后宫日常生活的，什么做饭的，养马的，伺候穿衣的，替皇帝檫屁股的，替皇帝盖章的等等。但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来看，宦官从小就在皇宫中生活，与外人接触比较少，又没有什么势力，最关键的是无后，而且从小就是皇帝的伙伴和保姆，从信任程度上是最高的，所以不管在哪个朝代，宦官始终是皇帝的爪牙，作为抗衡朝臣的重要工具。但是他们一旦得势，也会危及皇帝。宦官专权导致明王朝*黑暗，满清统治者吸取教训，设立内务府，以大臣统领，排除了宦官对皇权的干扰。西方势力的入侵从整个文化，政治，科技上冲击了皇权社会，这个以后谈。
从上面的描述看，军事贵族集团首领为了加强和保证皇权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分权制衡到完全集权，只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永远做皇帝。这就是皇权社会的核心，而儒教的君权至上的原则迎合了这一点，这是儒教能够被军事贵族集团承认的最根本原因。另外一点是皇权社会的另一个基石地方自治制度也认可儒教，地方自治制度的核心是家族统治，家族统治的基础是父权，不认可父权家族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地方家族也非常认可儒教。由于中国的皇权社会从上到下都承认儒教，所以儒教能统治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长达两千年也就不奇怪了。
下面来看一下儒教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我称儒学为儒教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描述，儒教不象道教发展成为了一个具体的组织，有道观，有道长，有道士，还有道教崇拜的神。尽管儒教也有孔子庙，也有管理人员，但却不是神职人员，孔子也不象老子那样上天成了神仙，只是个远古圣人。这一点与道教、佛教、*教、基督教是有区别的。
皇权社会的儒教应该从董仲舒说起，汉初实采用黄老学说治国，以道家的理念为精髓，以法家的制度为辅，制定汉初法律，主张无为而治。不干涉民众的生产生活，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了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这样就需要一种不同于黄老学说的治国理念，儒学进入武帝视野，而董仲舒则是佼佼者，武帝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注意到了董仲舒提交的答卷，并三次亲自出题考试，在近百名考生中绝无仅有。董仲舒的思想首先是融合了阴阳家与儒家学说，有个故事：一天，献王召董仲舒，请教有关“孝”的问题。当时是以“孝”治国的时代。献王问道“：《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董仲舒不暇思索，随即回答道：“我们都知道，自然界有五行存在，即木、火、金、水、土。五行有相生相克的关联。在五行相生关联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在季节的转换和职能上又分别是：木代表春天，主生；火代表夏天，主长；土代表季夏，主养；金代表秋天，主收；水代表冬天，主成。其中的生、长、养、收、成也有一种继承和完善的关系。”董仲舒继续说：“同样的道理，父子之间也是有那种生、长、养的关系。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亲的天职。子女们也都是奉行或承继其父亲的事业，不敢不顺从他父亲的意志。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也是符合天道的。所以说，孝是天之经。” 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编造出一套以儒学为核心的、融合先秦诸子思想的天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主干，在法律制定方面，他将法家思想与儒家融合，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德、刑在治国中各有其功效。刑罚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用得适中。他又分析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朝灭亡在于：废弃德教，用刑过滥，刑罚太重，加上政府挥霍无度，官吏贪得无厌，百姓被逼作恶，这只能造成更大的*。他虽然仍在贬低刑罚，但他毕竟比“任德不任刑”、刑不足以治国等思想进步了，给了刑罚在治国中的一席之地。董仲舒从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德刑并用思想。这是他将孔子的德、刑关系的思想发展而成的。董仲舒的德、刑关系思想，是儒家思想家论述德刑关系中较为完备的理论。
董仲舒还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于儒家，压抑了诸子百家的发展。同时建议设立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培养儒生做官。这样儒学作为国家正统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如果孔子在世，只怕乐得合不拢嘴。儒家从此完成了向儒教的转化。
儒教到了隋唐时代与“佛”、“道”并称为三教，在此期间吸取了不少来自道、佛两家的理论。隋唐科举还把儒家经典列为考试内容，从而奠定了儒教在科举制度上的地位，从而确定了孔子是所有中国文官的老师的地位。随着佛、道两家的传播，儒教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劣势体现出来，到了宋代，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儒教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史称宋明理学。
宋明儒家所建立的理气心性的信仰体系十分庞大，但是它在理论上论证儒家的人文信仰时，主要是重新确认“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而这个命题显然来自道家，具体而言，理学家们论证了“天人合一”的终极存在。论证终级存在（天、天命、太极等）与人文法则（理、道、义等）的绝对统一。儒家之道才上升为宇宙的根本。理学家们首先论证了“道”与“天”的同一。因为在孔孟时代儒家是回避这个命题的。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人“法天而立道”，也只是认为人间的道义等人文法则来源于天。但是到了宋儒这里，“道”才能够与“天”绝对同一。朱熹在其《敬斋箴》中谈到．人面对“天理”的态度要“敬”，做到“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显然，“天理”必须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才有可能保持这种面对上帝一样的恭敬、虔诚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理学发展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行为方式，加入了一些比如打坐、冥想等内容，因为天理是上帝式的东西。同时儒教发展出了一种对生活琐事都有详细规定的宗教式内容，也是儒教僵化的开端。明代大儒方孝孺作（幼仪杂箴），对生活实践中有关的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予、诵、书等20项动作容貌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自幼童年到成人均应遵守。僵化的儒教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盛行埋下伏笔。同时僵化的儒教也非常迎合当时极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当一个国家的人们在坐、立、行、吃饭、睡觉都有相应的规定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创新和活力也就失去了。中国的衰落则不可避免。
从上面来看，儒教的自然哲学在吸收了阴阳家、道家和佛教之后形成了它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核心的内容是敬天。整个皇权时代都有敬天的仪式，而操办此事的正是儒生。儒教的社会哲学体系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后期的人们对它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伦理体系，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对于平民来讲，由于儒教被家族所接受，普通民众也接受了它，在长达2000年的熏陶下，儒教成为了主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部分。
在两千年的辉煌文明中，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发明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来谈谈皇权时代的科学。
皇权时代的中国哲学与科学（五）
前面谈到皇权时代的中国哲学，现在我们来看看皇权时代的中国科学与技术史。我查遍所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都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李约瑟。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