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如亨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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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鞋始终是个大问题。每次因为他的脚变大了换鞋,或是换不同风格不同季节的鞋,整个过程都如噩梦般。我每次都去同一家鞋店,去之前还要提前打电话询问店里顾客多不多,因为每次买鞋换鞋都是挑战,他的脾气大得令旁人恐惧,虽然如此,每次买鞋后,我都会给他一个奖励。
一天下午,趁母亲带丹尔去公园玩的空隙,我给丹尔买了几件衣服。回到家后,为了让它们显得旧些,也正好发泄我烦躁的情绪,我对它们又踩又踢。杰米回来时,看到我正往丹尔的新外套上乱跳,以为我疯了,但明白后随即加入了我。我们在屋里把那件外套踢来踢去,像孩子一样没心没肝的大笑。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样轻松的时光并不多。
四周的时间似乎特别漫长,我们终于等到了丹尔复诊的这一天。我们如期见到了上次的两位治疗师。当他们发现情况没有好转时,建议我们带丹尔去看教育心理学家,会通知我们预约时间。
复诊完的第六天,丹尔的情况突然变得更糟了。每次发脾气,他就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或者地上撞,吓得我魂飞魄散。当我挡住他时,他会用牙齿咬他自己,或是我的手和胳臂。仿佛要把皮咬下来一般。他似乎感觉不到什么叫疼痛,只是单纯的难受。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儿子难受着,却束手无策。
我沮丧万分地给我的母亲打电话。然后把尖叫中的丹尔塞进了出租车,含着眼泪,绝望地请求司机:“求求您把我送到我母亲那里,我的孩子有点问题,我必须马上找人帮忙。”司机开始还有点畏缩,但很快改变了态度。他用平时两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了母亲住处,帮我把丹尔从车里抱出来。这时,我的父母已出来接我们了。
对丹尔目前的状况,父母与我一样深感不安。由于丹尔时不时地撞头,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给其中的一个语言治疗师打了电话,由于紧急情况,他们迅速为我们约见了教育心理学家。后来我发现,我的求助被语言治疗师记录为“不合作”。这个词在医疗行业使用很普遍,在我看来,很多情况下用得并不贴切。但现在竟然有人把它套在了我头上,这让我感到万分愤怒。好像父母为了合作,必须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自己面前自我毁灭一样。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显然我仍然会被扣上另一顶帽子:因为未能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一直心存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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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寻医(3)
1991年2月27日星期三,在高地小学的学前语言机构,一名助手带着丹尔去了保育室,我和杰米坐下来跟语言治疗师格雷斯以及教育心理学家玛丽?史密斯谈话。我们诉说了对儿子的担心,他们都承认我们的压力的确很大。
突然,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惊慌的内心,直截了当问玛丽?史密斯:“丹尔的确患有自闭症吗?”
她犹疑了一下,平静地回答说:“我们也在做类似的猜测,恐怕是这样。”
我的心一阵冰凉。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心理准备,始终不能面对这一刻,不可言喻,我内心深处的恐惧被专业人士认可了。与此同时,我也奇怪地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轻松,无法避免的终于还是发生了。我记得当时自己说了正式诊断的重要性,以及听到他们回答时的困惑。他们说:“我们不喜欢给孩子贴标签。”随后继续解释丹尔的沟通问题,他的有些行为已经“属于自闭症的范畴”。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悲伤心情,却看到杰米的内心挣扎。他必须面对一个他一直尽力逃避、拒绝承认的词。
尽管专家说了些关于贴不贴标签的问题,我和杰米都一致认为眼下最重要的让丹尔进行一个正确合理的诊断,尽快根据他的病情进行教育和治疗。为此我们提出了转到约克山儿童医院的请求,那是当时唯一一家能够确诊类似病例的医院。那个心理学家答应了,解释说目前还没有接待类似丹尔病症的专门科室。最近已决定在高地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接收三个患有 “自闭症疑似症状”的学前儿童,目的是尽量帮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让他们融入现存的较大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去。(学前教育机构的孩子相对来说语言问题稍轻微些。)学校在这之前从未进行过尝试,现在有三个同龄的孩子都患有自闭症,校长决定试一试,看看是否可行。
令人欣慰的是,丹尔也被邀加入这个“周一班”。沮丧随之而来,丹尔每周只有周一的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待在那里,加上很多公共假期都在周一,他实际接受治疗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丹尔需要更多这样的时间,以及一个能够教他与其他同龄孩子一起相处的育儿所。他们的回答让我和杰米失望不已:“我们没有这样的地方。”
随后我们见到了学前语言机构的校长。她很友善,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带我们一起去接丹尔。在与照看丹尔的那位老师谈话时,我不安地看了一眼杰米。他站在那里,双眼迷茫地望着窗外。
离开前,玛丽?史密斯建议我们联系一个叫做吉姆?泰勒的人。他是艾洛亚市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由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管理,是当时唯一一所研究儿童自闭症的学校。
离开学前语言机构后,我们实在无法独处,就去了我父母那里。我记得当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杰米都一语不发,依然处在震惊中。丹尔坐在车的后座,安静得让人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到了父母家,我悲伤地投入妈妈的怀抱,抽泣着说:“是自闭症。丹尔患有自闭症。”
她像平常一样,丝毫不气馁地抚慰我:“是吗?没关系,他永远是我们的丹尔,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保持沉默。我猜想杰米是否已经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晚上睡觉时,我听到从丹尔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走过去,竟发现杰米蜷缩在丹尔的床上,紧紧地抱着他,伤心地哭着。我不忍心,跑过去抱住杰米,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
“我们不会放弃,”我安慰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让丹尔康复起来。”
过后,丹尔安静地排列着他的小汽车,我和杰米坐在起居室喝茶,冷静地想起发生的事。对我而言,这次经历让我回想起从前一直忽略,但现在看来似乎讲得通的一段记忆。我清楚记得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回母亲的老家,她的弟弟汤米总遵循自己怪异的行为方式,而整个家都必须忍让。汤米从来不与任何人说话。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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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寻医(4)
丹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舅舅汤米很相似。但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那时还没有自闭症这个词。我不能让儿子像舅舅那样成长,或像别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那样被忽视。我坚定的信心让杰米也振作起来。
杰米知道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提起了我怀孕时在鲁克郡医院的一段经历。小产和死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中一个病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怀孕期间,肚子还不是很大的时候,被派去照看一个打了镇静剂的年轻妇女。她的孩子早产,在生产时胎死腹中,而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能够平安出世。所以当时的她极需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陪着她。我没有告诉她我怀孕了,希望她没有注意到我略凸的小腹。在得到她的信任后,我照顾着伤心欲绝的她,最终说服她产下了那个死胎。当时我的换班时间早过了,筋疲力尽的她迷糊着跟我说,她不想看到那个孩子。我告诉她我们还会再见面,然后她睡着了。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在轮班结束后,我去看了她。她正独自待在指定的房间,拉开窗帘,表情显得悲伤而麻木。她很快就知道我是她的助产士,也注意到我怀孕的身体。我掩饰住自己的尴尬,努力找话题和她聊天。然后问她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与她孩子说再见的准备。
“我真的吓坏了,”她轻声说,“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我安慰她不要害怕,我已经把孩子打理好,送到太平间。他很干净很美。我告诉她,她有权看一看孩子。
在去位于医院后面的太平间取那个婴儿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门房,他对此表示:“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用热水给那个婴儿洗了澡,给它穿上了棉质的婴儿服,戴上了配套的帽子,然后把他放在医院的婴儿车里,推到了那个妈妈的房间。我主动提出如果她希望的话,我可以为这个孩子行施洗礼(作为一个助产士,我可以这么做)。她摇摇头说:“我只想看看我的孩子。”
当我把孩子放进她怀里时,她崩溃了,眼泪肆意地流下来。我扶着她让她看着自己漂亮的宝贝。她说孩子味道很好闻,也留意到我给他洗了澡。她吻了他的额头,说了再见,表示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告诉她,孩子本身没有问题,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含泪拥抱着她,她很感激地说了声“谢谢”。而我也感谢她让我有机会参与到她孩子短暂的生命中。从医院离开时,她祝福我一切都好。
如果我没有做那些事,这个年轻的妈妈就会失去抱住她孩子、和他说再见的机会。讲述这件事,我并非想吹嘘,而是我明白,作为专业人士,有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因为你会对病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件事也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恐怖的了。
那天晚上,虽然很不安,杰米还是拜访了我们的朋友约翰?特纳,告诉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和他一起去上班了,并讲明了原因。约翰很支持,主动提出他会通知我们其他的朋友,他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一个个地打电话作解释了。
尽管在早些时候,我还坚定地安慰着杰米,但其实我和他一样虚弱和崩溃。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保健视察员说明了情况。尽管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她对自闭症并不了解,因此无法帮我们找到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家庭。我陷入大海捞针般的绝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无法入睡。次日,我向医生要了些安眠药。可是收效甚微,接连几个星期里,我都无法正常入睡。
深知我们的不安和烦躁,杰米的妹夫彼得以我们的名义,帮我们联系了斯楚安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吉姆?泰勒。 他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亲自造访了我们。当时,苏格兰自闭症儿童机构没有分支,所以吉姆总是在自己闲暇的时候,亲自去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无论他们住在苏格兰的任何地方。
尽管情况很不乐观,吉姆的来访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从大体上介绍了自闭症的情况。自闭症患者常会有三大困难:社交、沟通和想象力。有些可能还有学习的困难。
四处寻医(5)
社交方面,患者往往反应冷淡,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沟通方面,患者有语言和非语言的双重困难,因此很难理解别人的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的语调以及单个词语本身的意思;想象力方面,他们的思想很局限,很少有创新性的活动,表现在游戏时没有进步和变通。
吉姆肯定了正式诊断对于自闭症患者损伤治疗的重要性。我们问他“自闭症范畴”的具体涵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有些专业人士用这个词和其他的一些词汇,包括“自闭症症状”“自闭症倾向”“自闭症特性”“自闭症属性”“沟通混乱”和“自闭症气息”等,来表示对病人症状的不确定性。
事后回想,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自闭症。尽管病情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但如果一个人有这三个方面的缺陷存在,那就表示他很有可能是自闭症患者。在我看来,某些专业人士采用模糊概念来回避这一判断,会妨碍患者的及时治疗。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丹尔寻医看病时深切体会到的。
地狱般的夏天(1)
四周后,也就是1991年3月27日,我和杰米穿上精致外套,哄着给丹尔穿上看上去很体面的衣服,然后出发去格拉斯哥的约克山儿童医院。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穿得精致体面,让医生们知道我们也是专业人士。但我隐约担心,会重复上次那样的遭遇。
在评估的第一部分,丹尔并没有做心理医生给他布置的任务,而是径直走到屋子角落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