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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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通知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他善意地询问她想要件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机灵的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一开始大吃一惊，接受这个要求感到既为难有趣，在对这个脑子里从来没有装过的问题进行了几天计算之后，他说：“答应过的事情就得照办。”于是他给了她四万法郎的赏钱。光靠这笔钱的利息，她就能够安乐地过上一辈子。E从诺贝尔多年来亲手用瑞典文记帐的私人开支帐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谨慎细心。无论花销大小，他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象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样，他对别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开支却很节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时记载的私人帐簿上的一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开支项目的奇妙混合情况：
用途金额（法郎）
为窟神（索菲的假名）买帽子300．00
为自己买手套3．75
一匹新马8，000．00
为R夫人买花40．00
上衣（赏给一个帮忙的人）0．25
给路德维格汇款2，300，000．00
给奥古斯特（诺贝尔的传仆）52．00
为窟神买酒600．00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百万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象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帐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果然，从帐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
最后，回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撰写自己传记的完全冷漠这个题目上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向他要一份详细材料，以便收入当时正在编写的家史里去。他从阿尔弗里德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写自传对我来说是件相当难办的事，除非把它写得象警察局的人物卡那么短；依我看，那种写法是很动人的。例如写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个可怜的半生动，应该在他哭着出生的时候，就让慈悲的医生把他闷死。
“‘最大的优点：保持他的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缺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这些不够呢，还是多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合‘重要事件’这个标题呢？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着几百亿颗恒星存在，而这尚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们知道整个宇宙范围的话，它们将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耻。……除了演员和杀人犯，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或屋子里表演使人吓呆的绝技的杀人犯之外，谁也不会去读那些关于任何人物的散文。”
一位过劳者的旅行和休养
在很多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虚构著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它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好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而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它们经常包拈在某处著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他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和“尼夫尔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笺和地址簿，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正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当作歇脚的地方。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他在书信里讨论过这些病，因此，不难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难格，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他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关于这位女人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就我们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给他带来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缭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虑事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总统）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著的座席上。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他自然对此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
